周其仁：民营工业是经济恢复中可倚重的力量

　　2009中国改革·民营企业高层论坛在扬州举行，搜狐财经全程直播。在论坛现场，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表示，在中国经济保增长中，民营工业是一个可倚重的力量，对民营经济的政策和舆论取向，要经得起经济起伏的考验，要综合评判，从长远的角度去看待。

　　周其仁表示，中国的民营工业在市场巨大冲击的时候抗跌性还是比较强，同时又是率先于全国工业，特别率先于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恢复正常。它成为中国整个工业收缩性冲击的重要砥柱，中国工业占中国经济比重很高，可以说民营工业也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危机下的很好表现。

　　周其仁认为，从2007年1月到2009年8月，中国经济确实受到了很大冲击。但在经济起伏中，通过数据的调研发现，民营增长率高于国有和国有控股的增长率。比如在长三角一带，工业增长率来看受到的冲击比广东还重，但民营表现非常好。同样环境下，民营经济比国有和国有控股表现从增长率角度肯要好。中国在这一波危机中，相对竞争力没有下降，中国出口08年10月份虽然有下调，但是全球下跌更厉害。如果没有中国民营工业的分多抗争我们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效果。

　　“民营经济有这样的表现不是侥幸的。”周其仁说。他解释到，这波政府投资里面，民营企业能够拿到资金的支持不如国有和国有控股，增长率的表现总体比国有和国有控股要好，这些事实表明中国的民营工业在危机中显示出这个物种的力量。民营企业的规模不是很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掉头找新的机会，放弃原来的打法，有了新的打法，充分反映了的民营经济的灵动性。

　　周其仁强调，现在民营企业的素质确实有待提高，无论劳工关系、产品质量、诚信、治理结构、社会责任，都有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只有中国的民营企业更好成长，这样为才能为经济和社会所相融，而且获得尊重，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应该追求的目标。作为政策制度来说，一定要维持政策体制的可预计性，这对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周其仁：经济复苏速度出人意料

　　来源：南方日报

　　在23日的2009信合经济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纵论了金融危机后的企业策略。

　　“经济一定是向上走的”

　　以去年10月为界线，中国出口由原来的年均近30%增长，减至负增长20%。周其仁认为，这对企业的订单市场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出口在下降，但从中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越来越大来看，这不能说明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在下降，企业不要据此失去信心。

　　经济形势中有不少企稳信号，但很多企业家更关心经济能稳多久、下半年及未来走势如何？周其仁分析说，前8个月全国GDP增长超过7%，全年有望“保8”，经济一定是向上走的，但对具体企业运行情况来说说，企业仍需十分谨慎，决策一定要细致以避风险。

　　“复苏的速度出乎我们的预料，太快了。”在谈及金融危机时，周其仁说，“中小企业在这场危机中受到冲击较大，是因为中小企业与金融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因此需要立足中小企业不断改革金融服务，中小企业才能走得更长远。”

　　“企业要目标远大”

　　金融危机终会消退，昨日的提问中，企业家更关注金融危机后企业可以做什么、要做什么。对此，周其仁说，前十年中国企业的强项在制造业，在产品生产和工厂管理上有了很大发展，佛山以及顺德的企业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小，是因为相对来说这些企业的市场能力比较强，甚至有些企业将销售网络控制在手里。但是，中国很多企业只把自己定位在制造环节，使得企业的市场能力培植和生产能力不相匹配。

　　对于未来企业趋势，周其仁以阿里巴巴为例建议：经过这次危机的洗礼，企业在发展理念上要有所改变，不但要在技术上升级，还要在市场渠道上升级，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市场，可通过收购或自建等方式，培养市场开发能力。

　　金融危机以后，周其仁认为，要解决企业发展的后续动力。“富裕以后，发展往往会遇到动力不够问题”。周其仁说，佛山、顺德现在这个经济阶段、富裕水平，解决二、三级发动机制相当重要，决定了未来经济、企业发展，要构建完整的动力结构，要目标远大，不要被短期诱惑，还要有梦。

　　“货币发得很多，但看不见通胀，我的观点是看见就晚了。”

　　9月1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在第三届国际玉米产业大会上表示，“上半年货币发这么多，CPI是负的，PPI还没有起来，这确实需要过程。货币过多了不能看消费者物价指数，要看所有商品的物价指数。”

　　8月份CPI数据降幅明显收窄，各机构纷纷预测，年内CPI同比转正的可能性增大。

　　周认为，超发货币能不能推动经济增长值得思考。货币超发以后只有一个后果——物价的总水平上升。“不要把物价总水平仅仅看成CPI，物价总水品是所有商品服务的价格的总水平。”周其仁说。

　　周其仁将近年来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GDP的增长量相比较，发现最高的时候M2曾经高过GDP增长20个百分点。而今年上半年，我国的M2增长28.46%，经济增长为7.1%。

　　在很多场合，周其仁都会提到，货币像蜂蜜一样有黏度，大量的货币注入会“滞留”在市场某些部位形成“鼓包”，商品的相对价格就会发生改变，从而导致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的改变。

　　“鼓包”当然会带来经济增长，因为它会让一部分投资活动活跃起来，比如说过量货币冲向房地产，房地产相对价格会显著上升，从而刺激投资活动，带动经济增长。“但是要非常当心，你给它时间它还会流平的，最后就是物价总水平上涨。”周其仁说。

　　而且在周其仁看来，货币的这种蜂蜜似的黏性流体，正随着市场条件的改变而逐渐“稀释”——“鼓包”起得很快，平得也很快。

　　金融危机下，各国首先要防止的是“超跌”，普遍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周其仁认为现在下任何结论都太早，要灵敏地跟踪变化，同时对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威胁也要注意控制。

　　周其仁表示，中国经济继续持久的增长，最重要的不是跟着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最重要的是扩大内需、培养国内市场等体制性改革。

　　对于目前国内的需求，周其仁更倾向于强有力的城市化需求。但他同时提醒，围绕城市化的这一波投资，要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日本的教训就是“修了路没有车跑，不继续修路增长速度就下去了，再修修什么?”

　　在他看来，不仅财政投资驱动的力度重要，结构、方向也非常重要，最重要的是要给未来的需求做准备。整体看，中国的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需要的投资是惊人的。

　　“2008年中国城镇化率是45%，全球水平是50%。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比重，日本是44%，美国、德国是42%，全球大概是28%，中国15%。所以中国城市化的集聚程度还是落后，而城市化集聚程度对大国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这里面中国是有机会的，问题是怎么样把财政政策，用到对将来有需求的方面去，这是财政政策长远的一个挑战和考虑。”周其仁说。

读《我心所依》感言

周其仁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2009年8月15日

这本书有很多令人感动的文字。那是真实生活的记录。统计数据描述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应该也是真的。不过这么大一个国家，总还有很多地方、很多家庭承受着挥之不去的贫困。倘若偏偏生在平均数以下的阴影里，年轻人要怎样看待自己的人生？

我自己没有答这道题的资格。生在上海人喜欢说的“大上海”，父母都是专业人士，家境可算富裕。不过，小学中学的不少同学，经济状况非常差。当年最要好的一位朋友叫胡顺华，文、数、字画都是奇才，但家里兄弟很多，他父亲是位司机，薪水低，一人工作，拉扯着住在棚户区的一大家子的生活。记得认真访问过他的母亲，算来算去每月每人平均生活费只有8元人民币——在1960年代的大上海生活！我和顺华是在区少年宫美术小组认识的，常到市美术馆一起看画展。顺华从来不坐公交车，都是走去走回。我妈妈管教孩子的准则是从不给零花钱，有什么“合理需要”，要孩子提出来经过批准才“拨款”的。本来看画展的车资是合理需要，可是后来我就不申报了。妈妈问起，我说顺华走路，我也走路。是的，在困境里不认命的那股倔劲，对同伴有很大的感染力。

后来下乡，再后来到各地农村调查，知道天下还有远比我上海那些穷同学朋友更为贫困的地方和家庭。“家贫万事哀”的日子很可怕，而更可怕的是机会的匮乏。富裕人家孩子随手可得之物，对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却几乎永远不可企及。不过老天也有公道的一面：机会来的容易的，不那么懂得珍惜；机会很少的，与命运拼搏、奋斗的意志和毅力往往强大。生活阅历告诉我，后者才是改变自己、家庭和国家命运的可靠力量。当我再次从黑龙江考入北京以后，又结识的一批朋友当中，逆境而上取得成就的很多。数几位我熟知的教授吧：宋国青、张维迎、陈志武、林毅夫，全部出生在乡下，家境没有一个在平均数之上的。不过，他们的自强精神、奋斗意志和毅力，成就了学问，也对提升堪称奇迹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数，做出了一份贡献。从旁看去，“贫不移其志”，应该是一条共同的经验吧。

考入北大的贫困家庭同学，已经站在人生重要的起跑线上。大家写下自己的经历，记下自己的感受，不但可以互相激励，还能够感染他人。别的效果不好说，当我自己再上讲台的时候，会记得在座的有尝过汗水滋味的同学，有哥哥六年级辍学打工供自己深造的同学，有为减轻妈妈的劳累、打着三份工来听课的同学——总要更认真备课，才对得住他们吧。
 
注释：

1、《我心所依》是北大学生会编的一本书，收集了来自贫困家庭的同学的作品。读了很受感动，应主事同学的要求写下这篇感言。

　　什么是土地制度改革的成都经验？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

　　成都市是国务院批准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3年以来，成都在科学发展、城乡统筹的纲领下，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探索，逆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为了研究成都的实践经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成综合课题组，在系统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题为《还权赋能：奠定长期发展的可靠基础》的综合报告与九份专题报告。本项研究发现：成都统筹城乡的经济基础，是主动调整土地政策、改革征地制度，适当增加农民和农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收益的份额。成都的改革可以概括为：增加现存征地制度的弹性，探索在非征地模式下配置土地，以确权为基础，为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全面改革征地制度准备条件。

　　一、 引言

　　城市化、工业化导致资源的积聚与集中，促进分工与经济效率的提高，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活跃，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在此过程中，非农业用途土地的市值急剧上升，成为城市化、工业化巨大投资的资本来源。

　　但是，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使农民和农村很少分享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既阻碍农民增收的步伐，又激化城乡矛盾。同时，现存征地制度还导致土地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产生日益高昂的土地执法成本。怎样全盘考虑、兼顾各方利益，有序调整土地政策、改革征地制度，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提上决策日程的重大任务。

　　在地方层次，改革征地制度还面临更现实的约束。这是因为，土地增值收益是维持行政运行的地方财政基础。如何在这个现实约束条件下启动征地制度改革、调整城乡收入分配关系，夯实内需的基础，是一个难度极大的挑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地方的积极响应和落实，中央的正确方针难以普遍见效。

　　以上背景，使成都的经验具有全局价值。成都自2003年以来，在施政过程中运用地方性政策，特别是在综合改革试验的框架内，探索改变土地收益的传统分配机制，适当提高农民和农村在土地增值中的份额，为收窄城乡收入差距奠定基础。成都经验表明，统筹城乡不仅不会妨碍或延缓城市化和工业化，而且可以有力地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健康发展。关键是要在加大地方财政对农村和农民转移支付的同时，利用城市化加速的机遇，释放级差土地收入的巨大能量，把本来属于农民的财产权利和收入真正还给农民，经由土地合法流转，形成农民与各相关利益方分享城市化土地增值的新格局。

　　二、 增加征地制度的弹性

　　成都的改革首先是在现行征地制的框架内启动变革。成都通过贯彻“占补平衡”政策，根据土地利用的全域总体规划，对农村的田、水、路、 林、沟、渠、村实行综合国土整治，增加可利用土地面积和有效耕地面积，并获取来自城市的平均每亩2.5万元的占补平衡费。这等于是将土地的综合整治作为城乡统筹的工作平台，使那些远离中心城区的偏远农村地区，也可以得到一笔当地根本无从筹措的建设新农村的资本，既增加了耕地存量和农民收入的流量，又显著改变了一批村庄的面貌。

　　在土地整治中，村庄整治的更高价值被发现出来。经由宅基地和其他农村建设用地整治节约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可置换到远高于“占补平衡费”的收入。2006-2008年间，成都共实施了15个挂钩项目，节约出来的农村建设用地指标每亩平均收入达15万元，从而可以实现土地更为集约利用的高水平国土整治。据统计，全市可增加后备建设用地达65万亩，相当于年占征用耕地数量的十几倍。这说明，在征地制度之内也具有增加农民和农村收入的巨大潜力。

　　本报告认为，无论是土地整治还是村庄整治，都是在现行土地制度框架内发生的，是为征地服务并取决于征地总规模。但是，这些做法增加了传统征地制的弹性。首先，原来的国家征地没有商量和选择的余地，靠国家行政力强制执行，而土地整治与村庄整治，如果条件不优惠，就不能吸引农民和村庄参加；其次，农民和农村通过新增土地指标的交换，在不减少农村土地数量的条件下，可分享小部分城市地价，改善了原征地制的分配特性。

　　三、 探索非征地框架下的城市与工业建设

　　像很多城市化、工业化急速发展的地方一样，成都也出现了很多未经征地、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发展城市与工业项目的事例。如何处理这些自发的“法外现象”？是听之任之，或屡禁不止？还是仔细甄别、区别对待，从“无序”中仔细寻找秩序重建的因素，把某些法外的合理行为主动纳入法内？让我们来看几个案例。

　　案例1、集体土地上的民营工业园。地处青羊区和双流县的蛟龙工业港，是建立在集体土地上的一个总面积达5平方公里的民营工业园。其基本模式是由工业园向农民集体承租土地，投资建设标准工业厂房后,再出租给中小企业。由于每月付一些租金就可以用厂房，蛟龙模式受大批中小企业的欢迎。至2009年初，该园区已引入500多家中小企业，提供了10万就业机会，年税收超过1亿元。另一方面，被占地的农民并不像在征地制下永久失去土地的所有权，而是以年租或入股的形式，长期分享土地未来的增值。由于各方接受蛟龙模式，当地政府顺势而为，主动调整了规划，要求园区补办相关手续，基本完成了工业园的合法化。

　　案例2、集体土地上的经营性住房。距成都市区车程30分钟的郫县三道堰镇，是成都的水源镇，不能发展工业。在缺乏财政投入与征地指标的情况下，当地自发形成了由本地居民出地、外来户出资，合盖三、四层小楼，然后分享楼层的“开发模式”。镇政府提供规划、协调、颁证等服务，以抽取“市镇基础设施配套费”来搞基础设施，走出一条“建房兴镇”之路，整个小镇面貌焕然一新。但是，这些房产的土地使用权证，没有哪个政府机关颁发，隐含着极高的制度风险。

　　案例3、灾后联建。成都的灾后重建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按照胡总书记关于“以城乡统筹的思路推进灾后重建”的指示，成都市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政策，其中包括“城乡联建”，即让灾区以外的个人或法人机构，通过在灾区投资开发有关商业性项目，帮助受灾农户重建家园。直白的观察，就是受灾农户以部分宅基地的使用权换得联建方的建房资金；而外来投资方则在换得的土地上，按规划兴建有商业价值的经营项目。地方政府在联建中，出台政策并提供规划、建筑质量把关、颁证等服务，免取一切税费，促进了灾区重建的加快进行。对于没有投资潜力的灾区，成都则扩大上述“挂钩”的半径，以灾区重建新增的农村建设用地指标，向靠近中心城区的地方以每亩15-20万元的水平交换重建资金。成都市国土部门甚至完成如下构思：让类似三道堰的“商品房”房主，补交一笔款项来交换灾区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完成俗称“小产权房”的有条件合法化。

　　案例4、集体土地入市，招、拍、挂。成都市锦江区开创了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经招、拍、挂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给非集体成员用于商业用途的先河。锦江区先组织了11个村级集体的股份公司，再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整理、开发、经营权委托给该公司，并由该公司再次委托给区农投公司进行融资。土地在市场上挂牌出让的收益扣除了整治成本后，逐层返还最后分配给村股份公司的股东即农户。这样按统一规划实现土地的集中整治与开发，既实现了土地级差收益的最大化，又使土地收益分配相对更为平衡。2008年10月率先挂牌出让两宗地块，最终以每亩80万成交，农民和农村的收益远高于“占补平衡”或“挂钩”模式。

　　本报告认为，成都从实际出发，对“法外世界”的行为进行适当的区分，把符合城乡统筹、能够兼顾和协调的矛盾纳入地方政策与制度框架内给予规范的做法，表明改革征地制度可以尝试探索更多不同的路径。这些案例也显示，城市化、工业化不一定非要把农村集体土地强制征为国有土地；在农民的集体土地上，也可以推进城市化、工业化。

　　四、“确权”与还权赋能

　　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在农民、集体和国家之间，缺乏清楚的权利界定，并带有先天的易变、模糊与互相侵犯的惯性，因此涉及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各种形式，都包含着难以避免的风险。成都的应对之道，是为健康的改革奠定扎实的基础，这就是在全市范围内推进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户使用权和全部房屋的农户所有权的确权、登记和颁证，并在全面确权的基础上，推动农地承包经营权、山林承包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房屋产权的规范流转，最终“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我们认为，成都的“产改”不仅有助于规避改革中的风险，而且是为全面推进城乡统筹，奠定更可靠的制度基础。

　　成都在确权方面提供了可操作的创新。譬如，根据都江堰市柳街镇的试点经验，由各村民小组从村内长辈或前任干部等熟悉历史、德高望重的人当中，投票选举“村庄议事会”成员，负责确权中疑难问题的裁决。在技术上，则充分利用全国第二次国土调查的结果，加上现代版的“鱼鳞图”，用计算机技术将土地、人、房屋联系在一起，实现统一管理。这样，平均每亩土地的确权成本可控制在10元以内，为大面积完成土地所有权到组、使用权和房屋产权到户的确权登记颁证，探明了道路。在确权的基础上，再稳健地增加农民土地房屋产权的权能，启动多种形式的流转，保证农民利益不因为流转而被侵犯。

　　五、成都经验的完善

　　成都的实践包含着一个清楚的逻辑，就是从“确权”走向全面的“还权赋能”、通过农村资源的合理流转来实现农民的更高收入。不过，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转型期间，“土地财政”仍然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财力基础，征地仍然是城市化过程配置土地的主要途径，政府担负不同角色与职能之间的冲突仍难以完全避免。

　　报告认为，成都进一步的改革试验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普遍的、全覆盖的“确权”；第二，建立农村耕地、山林、建设用地与住房所有权-使用权流转的市场，以形成在更大范围内的价格发现机制；第三，改革土地税费制度，使政府的财政基础从单一依靠征地卖地所得，转向“普遍的资源（土地）税加合理的流转税”的新体制。

　　本报告最后提出进一步改革征地制度的思路：在国家征地制度的框架之内，用多种办法增加对农民的补偿，在征地制度之外谨慎地开辟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合法通道，然后逐步缩小国家征地范围，最终使市场机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  

　　内地农民的稳定还能持续下去吗

　　周其仁

　　1990年

　　今天内地农民的状况不足以让任何人高枕无忧。内地各类地区农民的不满似乎都在增长。只是这种不满的性质，并不是传统中国农民穷得无法活命而发起来铤而走险之前的那种不满，而恰恰是在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收入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之后的不满。

　　迄今为止，中国内地仍然保留着数本事实把中国同日益对它发生重要影响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欧、美、日、苏联、东欧以及新兴工业化地区——区别了开来。但是，不少中国问题的观察家和分析家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事实上，人们讨论有关中国内地现状和前途的许多重大问题，无论是稳定、增长、民主、秩序、产权，还是停滞、失控、内乱以至改朝换代，都不能缺少对内地农民状况的观察和分析。最近的一个例子是，1989年5月以后，大陆的城市系统包括北京、上海，以及西南、西北、东北、华东、华南的一系列重镇，在经历了40年来最令人震惊的对抗和冲突之后，只用不很长的时间，就恢复了控制下的平静。这个事件的结局，如果从社会基础结构上来分析，不能不看到大陆农民的稳定取向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农民的稳定并不是植根于他们的政治保守和愚昧落后，相反，作为一个社会集团来说，农民同样是理性的，甚至更善于作关于其自身利益的收支分析。今天内地农民的稳定取向来自于他们从10年改革中所获得的可观收益，以及他们对这种收益还能有所增长的预期。改革使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赢得了农民群众，从而也就奠定了估量中国内地形势的基础，应该注意到这个基本事实。

　　但是，今天内地农民的状况不足以让任何人高枕无忧。据笔者一年前的实地调查得到的印象，内地各类地区农民的不满似乎都在增长。只是这种不满的性质，并不是传统中国农民穷得无法活命而发起来铤而走险之前的那种不满，而恰恰是在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收入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之后的不满。这是一种对改革引发出来的新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的不满，一种对新的社会生产力正有机会产生出来，但却无法找到新的制度构架来加以容纳的不满。

　　比之于“农民要造反”的警告，这种新的不满不具有紧迫性和危险性，因而很容易被忽略、被拖延。但实际上真正要解决这些新问题是相当繁难的。不幸的是，内地农业生态系统没有多少力量来承受对新问题的拖延。如果在10年农村改革中真正产生的那些经济剩余不能在新的制度构架下迅速得到有效利用，由此奠定发展水平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单是人口与土地的严重失调就将给全部农村问题打上灰色的色调。一年来我由于在国外学习，没有实地感受的机会，无法准确地知道有了什么新的机会，无法准确地知道事情有了什么新的进展。不过据我努力收集的信息来判断，并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转机。不仅如此，现在政府僵硬的紧缩政策的大部分负作用，分配给了农民来承担，从而产生了许多新问题(乡镇企业垮台的数目让人吃惊)。所有这一切将会对内地农村和农民稳定产生什么影响，当然要靠持续的观察和研究。本文仅根据以往的体验，为读者提供一个便于系统追踪观察的简略图景。由于农民稳定与改革息息相关，所以我们不妨从内地农村改革的进展、问题和局限谈起，最后作若干有待检验的估计。

　　内地农村改革的实质进展

　　内地农村改革10年所取得的实质进展，首推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就这一点而言，历史已难以逆转。

　　人民公社制度以行政指令来组织产品是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基础部分，它是在服务于20世纪50年代国家重工业化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形成的。

　　人民公社制度强制地保证了来自农业和农民的积累，对国家重工业化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这种贡献建立在剥夺农民财产权利、禁锢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基础之上，所以它也使得农村的现代化事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国家工业化急速推进，但与城市化、商品化以及人力资源的全面开发过程相脱节甚至相背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依赖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存在。

　　这样的发展战略和体制安排，造就了国家本位的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也造就了数亿长期贫困的农民。70年代末，当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浪漫主义消散之后，新的领导集团发现农民情况的严重性足以威胁政治安全，这就是内地农村改革发生的大背景。

　　农村改革的起步方式，实在是非常朴素的，它没有提出解散人民公社、重分集体财产的激进口号，但却通过农户承包土地，很快重建了农民的财产权利。1985年，内地平均每个农户拥有资产3 81277元，差不多比1978年的财产存量增加了6倍。

　　它也没有高举自由、平等的旗帜，但却逐步争得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创办和经营工商实业、参与基层政治生活直至迁移到城镇的自由。1985年内地乡镇劳力37亿，已形成12个职业分类，其中务工务商的已占1812%。

　　正是农户的财产权利和农民的经营自由，动摇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根基。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在法律上被取消了。

　　在此期间，农村生产力获得巨大解放。1979至1984年，内地农业产值每年遽增948%，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每年遽增1771%。这些以往的农业增长史中所不能想象的成绩，足以构成绝大多数人接受人民公社制度解体的充分理由。

　　在人民公社的解体过程中，萌生了诸多新因素。究其大者，包括农民出售产品和劳务的货币收入，1986年为3 195亿元，比1978年增长357倍；1986年全国集市共63万个，比1980年增加57%；集市贸易成交额890亿元，增加278倍；到1987年末，全国农户储蓄余额1 079万元，比1980年增长76倍，另外农民手持现金则在500亿元以上。同期，内地乡镇企业大发展，仅乡、村两级企业，就增加154万个，就业人数增加1 7028万人，总收入增加2 4247亿元；农村个体工商业注册登记的户数，1981年为961万户，1985年为8916万户，1986年在1 000万户以上；就业人数从1981年的1219万人，增长为1985年的1 3823万人。1987年，全国有私营企业225万个，雇工365万人，产值约占全国工业产值的1%。在1980至1987年，共有9601万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镇就业。1987年，全国市镇人口达到504亿，比1980年增加163倍；占总人口466%，比1980年提高了272%。

　　很明显，伴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内地农村商品货币关系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有了扩大，形形色色面向市场的经济组织得以大量产生。

　　具有上述性质的新因素，在历史上不只一次地出现过。但是，就发生的规模、频率以及分布范围来看，这一次的确异乎寻常。内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还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地同商品交换和货币利用联系在一起。新因素带来了某些新希望。

　　农民自发创新与政策放宽的积极互动

　　全部上述积极变化并不是由政府指令单向推动才出现的，它们是农民自发的创新努力，是与政府政策积极回应之间互动的结果。

　　有人喜欢说内地农村改革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的。这并不是事实，因为这个全会的决议中明文写着“不许包产到户”。但是此次重要决策会议达成的“不改革将亡”的共识，却为政府政策吸收民间创造留下了足够大的空间。

　　包产到户首先是农民的创新，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在温州的永嘉县发明了，但随即被当作“资本主义”而遭到压制。尔后，它屡仆屡起。但只是到了国家政策对其吸收、承认并提炼的70年代末，包产到户才达到一定的规模。

　　互动的决策模式可以防止政策的僵化和盲动(这两个极端差不多正是改革前内地农村政策的特色)。从休养生息、允许包产到户、土地承包长期不变、松动农民营工经商直到开放城乡间要素流动，每项政策都是在农民自发创新和地方性试验的基础上制定的，这样的政策执行起来就容易了。

　　对农民方面来说，互动的决策模式大大增加了他们的改革参与感。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只有几个人在口头上高喊改革口号是没有用的。早期农村改革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几亿农民都有了改革参与感。内地农村系统的动员能力因此有了显著的提高。

　　允许富裕、自由和参与，给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内地农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仅仅几年工夫，化解了内地贫困农民可能重新造反的危机。农民和政府都从改革中获得收益，这就给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奠定了新的经济基础。内地农民是非常实际的。按照他们的政治道德，拥护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的政治人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无论未来的历史学家作何评价，内地农民对当时支持改革的领导人的肯定性评价是发自内心的。虽说如果中国共产党在高级社之后不犯系列错误极端化的话，内地农民可能早就能达到80年代才达到的生活水平，但他们还是被共产党的灵活政策所赢得。内地农民的这种政治态度，是迄今为止内地政局的真正基础。

　　新的问题和新的参考体系

　　不过，快速的变革总要带来一些难以对付的张力，内地农村并不例外。1984年之后，一方面是改革中的新问题不断产生，另一方面是衡量改革成果的参照标准因前期成功而有了迅速提高的趋向。这两方面的结合，使内地农村“希望的田野”似乎越来越不如前几年晴朗。

　　新问题几乎是层出不穷的。

　　第一类问题是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与城市利益集团发生利益摩擦。这类问题集中表现在农产品的市场开放程度和价格决定上。

　　比如粮食，农民当然要求按市场价格出售。但城市系统以低价供应口粮的福利方式并未更改，因此一旦农民的粮食按市价出售，财政补贴(给城市居民)将大幅上升，超出政府预算可承受程度时，强制低价收购粮食的办法就重新压到农民头上。因此，粮食的市场化要以城市福利系统改革为条件，而后者又牵涉到工资、税收、财政和全部产品的价格制度改革，同时农村本身的税赋体系也待调整。粮食这个商品看来很简单，但一谈到“市场化”几乎就要牵动全部经济制度和多方经济利益。做起来不像允许包产到户那样容易。

　　因此，市场化的实际过程不像做这个题目的文章那么写意。一般都认为农民从自给半自给走向市场化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这当然是对的，只不过进步常常要伴随痛苦。

　　第二类问题是改革政策的成果缺乏制度架构来巩固。比如土地分户承包，是内地农改的基石，可是这块基石并不牢靠。我们知道土地生产力的形成和养护是多年的事情，因此土地承包不能一年一换，而应该长期固定。农民有这个要求，政策文件也规定15年不变，但许多地方执行不通。问题何在呢?包产到户承认地产归集体所有，仅由农户承包使用。这个集体所有就是问题的根子，因为这个集体包括农村社区的任何成员以至任何新出生的成员，新成员出生了，长成劳力了，你要不要给他分地?要分地，地从何来?只好调整现有承包关系。特别是落后地区，工副业机会少，人口增长率又比较高，几乎年年在那里调整土地，不仅农户养地的问题解决不了，土地也越分越细碎。

　　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改革集体所有制。困难不仅来自意识形态的障碍，而且来自农民的意愿，因为人人可分地是内地农村的福利方式，其中也有利益刚性问题。许多农民就是既要求承包制长期不变，又要求人口变动要加以调整，而丝毫没认识到这两个要求的内在冲突。1988年华盛顿州立大学有位法学教授访问中国，建议把土地卖给农民来实行土地私有化，卖地钱充国库，抑制通货膨胀，又可刺激农民对土地投资，这个建议引起当时决策者的兴趣。但去问农民，农民讲这个地本来就是土改分给我的，集体化时拿走了，怎么现在又卖给我?你可能想共产党土改分地就分错了，当时像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战后土地一样卖而不是分，可能就好了，可是当时共产党怎么可能卖给农民？内地农民拿身家性命跟共产党走，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土地纲领。可见一碰到产权问题，不同的历史初始条件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效果。

　　第三类问题是市场组织规范和商业文化方面的先天性缺陷。内地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是把农业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到其他产业领域里去。这方面进展在改革后颇为快速，新问题则是缺乏市场组织规范。

　　传统中国组织方面的历史遗产是两极化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组织和家庭宗族的血缘关系。两极之间，既缺乏社区自治、地方自治的传统，也从未出现过以自由市民为主体的城市。庞大而复杂的行政系统通过亦官亦民的士绅而与分散的家庭相联结，由于缺乏中间组织而呈现出了一种特殊的脆弱性。当农村市场关系有了初级的发展之后，组织资源方面的先天性缺陷就凸显出来了。

　　早期的农村工商组织不是乡村政府(党)办，就是农民家庭办，这是合适的。但是当企业的经营规模超出了家庭、亲朋好友关系时，当企业的商业活动半径扩大到所在地的行政区之外时，企业家们就感到缺乏“第三组织空间”(既非血缘组织又非行政组织)。到处都有“大”企业内讧的消息，人人“宁为鸡首，勿为牛后”；对商业契约的不遵守以致欺诈横行；缺乏对企业财产权利的社会保护，等等。许多人认为只有对外资而言才有投资环境问题，不知“内资”也有这个问题，而且投资环境的一些缺陷是历史传统内生的。观察可以表明，内地农村改革后十分活跃的民间企业，财产规模远远达不到技术条件可以容许的限度。

　　如果没有改革，内地农民甚至不会碰到以上这些新问题。但所有新问题的共同特点，却没有快速解决之道。1984年后，内地农民的不满有了上升趋势。不过就总体而言，这种不满的性质，不是传统农民饥寒交迫、揭竿而起之前的那种不满，而是在发展的条件下，对新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不满。

　　更有兴味的是，早期农民们是以改革前的状况来衡量改革成果的，那样产生的满足感用“第二次解放”来刻画，也并不为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评价改革成果的参考体系开始有了微妙的改变，而且越是发展快的地区，农民们就越是采用新的参照系来看问题。四面八方传来的“万元户”消息不是使农民更满足，而是使他们更不满足；“全国看广东，广东看香港”，看得多少人心急火燎。除非你能解决新问题，任何人也休想用“忆苦思甜”的方法来消除这种具有新性质的农民不满。“富裕使人温和”也许对达到相当高的稳定水平之后才是对的，但是比起半温半饱的时代，“走向富裕”的内地农民，他们甚至更不温和，更急躁。只有调整了你头脑中原来的不正确假设，你对内地农民在改革后“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是既不会误解，也不会吃惊的。

　　制度创新和“供给”短缺

　　改革引发的新问题不能再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新问题都触及制度层面，也就是涉及人们经济行为的长期规范的改变和重建。笔者曾和发展研究所的同事们，依据大量农村调查在1986年提出《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因为我们发现改革是要在不同阶段加以重新定义的。早期的改革可以定义为“放宽政策”或“放权”，但当大量新制度因素萌生之后需要整合成新制度框架时，当社会生产力需要一个新的制度框架来容纳时，固守早期改革定义就不足以满足改革后内地农民的新要求。

　　制度创新因实施权宜之计的改革有一系列不同。

　　（1） 权宜之计可以回避价值观问题，但制度创新却需要相应的新的价值观，来确认目标和为改革提供合法性根据。

　　（2） 权宜之计以动员社会内部原有经验为基础，而制度创新必须正视大规模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超越传统经验，因此要特别强调借鉴、学习和试验。

　　（3） 权宜之计可以单项实施，走一步看一步；制度创新则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设计，特别注意制度变化中某些快变量与慢变量的协同。

　　（4） 权宜之计强调放松控制，无须花费组织和示范的工夫；制度创新则必须动员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深入到乡村一级去从事新体制创建的传输、示范、训练和制度试验。

　　（5） 权宜之计侧重改革旧体制，制度创新则必须有大量扎实的建树。

　　如果把制度创新看做一种巨大的社会需求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在内地存在着严重的“供给短缺”。

　　在决策层面，即使最优秀的改革领导人也没有充分表现出对长程变革的远见，他们也更偏好于利用短期政策迅速解决问题。这不是单由他们个人素质决定的，而是“权力继承”危机下合乎理性的政治家所为。一个自身的政治地位缺乏保障的领导人，即使他还不那么高，他也很难对长期收益的制度创新发生兴趣。

　　在操作系统，改革后的政府工作质量明显下降，这对于放松控制的前期改革可能是有利的，但轮到制度化解决问题时就捉襟见肘了。尔后，收入分配不公和腐败影响，又进一步侵蚀了操作系统的工作能力。

　　政府动员知识分子的力量显著下降了。同时知识分子精英们，少有深入乡村一级与民众结合的兴趣，也不屑于把他们掌握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与改革实践相结合。这对于新一代人力、智力发生了十分有吸引力的影响。

　　这种制度创造中的供求不平衡，是改革后内地多种供求不平衡中最根本的。它可以解释改革为什么从早期的推进转向停滞。

　　令人担忧的是，尽管改革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但内地农村的现代化物质基础仍然是十分脆弱的。

　　如果不能有效利用前期改革产生的经济剩余，那么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整个发展前景依然会重新打上灰色的色调。内地农业生态系统没有给人留下喘一口气的时间。这对传统农区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以贵州省为例，那里是包产到户改革最早的省份之一。1978至1987年，这个省的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144%。这应当说是很高的增长速度。但1987年贵州省人均生产粮食也仅有491斤，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62%；次年又一次歉收，导致这个农业大省的人均产粮仅与1949年相当。全面解释这些数据要多作一些分析，但这里只想说明，客观情势容不得改革停滞过长的时间。对内地农村许多地方而言，如果改革后的新问题不能着实解决，那么改革前的老问题完全可能重新缠住人们不放。

　　简短的结论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写下若干对内地农民问题的判断，并乐于和有兴趣的读者在新的观察中来检验它们。

　　(1)目前内地农民的稳定倾向是10年改革的成果，它是基于利益计算而不是强制的产物。改革后大多数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达到了生存线以上，同时，粮食问题在国际贸易开放的条件下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解决。在这些条件下，内地农民不会对改朝换代的激进鼓吹感兴趣，也不会做出回应的政治行动。作为一个农民人口占80%的国家，只要农民的稳定倾向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内地的稳定就有可靠的基础。

　　(2)可能扭转农民稳定取向的最主要因素是改革被逆转，特别是如果取消包产到户和重新把农民隔绝在工业化、城市化的积极活动之外，那样的愚蠢行为一定会大大激怒农民。

　　(3)由于改革引发出来的新问题拖延未决，农民的不满和疏离感正在上升，其后果虽然因为问题的性质不同而不会导致揭竿而起，但也会给变革中的中国内地社会增加紧张的张力和带来其他形式的政治问题。

　　(4)新问题不适于再用权宜之计来对付。历史提出了制度创新的问题，为此必须克服一系列人文方面的“供给短缺”。但是从内地目前状况来看，这个问题既不容易引起注意，也不容易切实解决。因此，一般说来难以快速解决。

　　(5)但是内地农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并没有给拖延局面留出多少时空条件。对这一点的估计不足将使整个民族付出重大的代价。

　　(6)制度创新在没有完成之前是不会被抹掉的。这个过程需要学习大量新知识，这些新知识简直无法像19世纪末的日本那样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加以吸收。总有一些关注中国农民命运的人愿意为此而工作，或正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工作。这些相对稀少的人力资本，将对未来内地农村的面貌有决定性影响。  

　　周其仁：加快医疗开放 鼓励境外资本参与

　　周其仁网站：http://zhouqiren.org/   

　　(本文根据作者在“2009北大光华卫生经济论坛”上的演讲录音整理，稿件未经作者审阅)

　　周其仁：谢谢邀请，我的意见很简短，就是看现在的医疗改革的形式，可能要加快医疗服务的开放，为什么这么看呢？很多人认为政府增加了投入以后，医疗的看病贵、看病难会很大程度的缓解，这个前景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医疗服务的供和求不平衡的形势形成了很多年。以2005年以前，78年到2005年的情况来看，我做过一些分析，就是我们国家的GDP用现价算增加了约50倍。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包括社会的机构和个人用医疗卫生服务的开支，就代表这个需求增加了约78倍。其中个人用于医疗开支增加了200倍。那么这是一个从需求看，是医疗服务的需求是远远高于GDP的增长。

　　但从供给方面看，我们机构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各类医疗机构增长是76%，其中医院增加了一倍多，诊所增加了不到两倍，公共卫生机构增长的很慢，所以总数是增加了76%。医护人员增加了75%，其中医生大概增加最高的是护士，增加了2.3倍，医生增加的人数不到一倍，这个在2005年之前，我们收入的增长，跟医疗需求来看是严重的供不应求，所谓看病贵、看病难就是这么一个统计数据的老百姓的表达。

　　那么05年经过了医改的讨论，讨论了三年，这三年中国的GDP增长更加快，都在11%、12%这个水平，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非常快，基本上跟GDP增长同步，达到了11%、12%的水平，包括农村。其中用于医疗卫生开支的需求增长也没有下降，而这三年改革由于医疗体制的未来方向不清楚，我们对医疗方面的各种机构、社会资本、医院改制差不多都停下来，等着这个未来的方向，所以这三年我看到的情况是看病贵、看病难的情况没有明显的缓解。

　　09年4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医改方案，特别部署了2011年之前这三年的行动方案，这三年的方案温家宝总理已经宣布要增加8500亿，在40000亿以外要增加8500亿的投入，大家知道这个投入的方针是吸收了医改讨论当中很重要的间接，2/3补给了需方，1/3补给了供方，补给供方的部分主要用于组建基层社区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那这个是什么局面呢？在我看来1/3补给供方，2/3补给了需方，就是原来需求增长更快的力量上又追加了新的力量。把原来不看病的很多人覆盖到看病这个范围内来，刚才赵书记讲的情况我在其他地区也看到，一做体检，看病的需求比过去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问题是谁给他们看病呢？给他们看病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原来就是一个不到2到3倍的增长，对应78到200倍的增长，是一个巨大的缺口。

　　中国从78年以来，很多难，吃饭难、出门难、住店难，现在看病难还存在。现在追加了8500亿，2/3给了需方，1/3给了供方，我的看法未来几年供求之间的压力不是会缓解，而是会加大。因为1/3很多是修设备，这个设备不等于医疗服务能力，你投资一个房子不等于看病的力量增加，你要形成看病的力量，招募有经验的人员，训练提高服务都要有一个过程。

　　所以为什么今天发言讲这个意思呢？就是不要认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决定，中央已经史无前例的在医疗方面增加了开支，剩下这几年在医疗供求，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么这个挑战的出入在我看来，就是相对于其他领域，这个政策都要落实，扩大医疗服务的开放非常重要。这里头有一个概念的问题，我们都认为医疗的问题是一个保障问题，其实这个保障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财务保障，我生了病，收入低，没有钱看病，这是一个层面的问题。第二个层面是医疗的服务保障，就是你有了钱，有没有合格的医生，合格的护理来给你解决治病的问题？很遗憾，我们到目前为止在公众的认识，包括专业的讨论当中，这两个层次分得不清楚，我认为这来自于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长期没有对医疗服务的价格进行管制，医生的收入非常高，所以医疗服务的供给是充分的。

　　唯一的问题是由于医疗收入非常高，很多中低收入的人群看不起病，所以他有一个财务保障第一位是医改的问题，中国不但有财务保障问题，但是也有服务保障问题，我们的收入高速增长，人民群众对医疗需求迅猛增长的国家，城市化在推进，这些都指向提高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我们有很多医疗服务的学生，但是不愿意去医疗机构，因为合法的收入偏低。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未来的三年当中，平衡会遇到很大的问题。所以我的看法，医疗服务领域下面三年要非常强调扩大开放。

　　那么哪些内容是扩大开放呢？一个就是《决定》里写的，要加快改革。因为最重要的一个开放就是让已有的医生和医护人员能够充分的发挥服务的潜力，这方面有巨大的余地。

　　第一，我们的结构布置不合理，因为人口在流动，人口走了，医疗配置人员是按照原来不流动的格局配置的，所以医院服务的网点要重组，也要流动。《决定》里写了要让那些有品牌的大医院通过连锁，我认为这个政策要很好的贯彻。同时特别鼓励社会各种资本，包括境外的资本进入中国的医疗服务行业，扩大开放。我们在其他领域的开放证明，他可以在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情况下，大大增加我们利用世界资本技术管理。

　　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中央制定了吸收全球各种人才的计划，我认为应该高度的注意吸收卫生服务人才，吸收有品牌的机构到中国来。我们在医改讨论当中就注意大这个现象，中国在很多领域开放很到位，王永庆如果到大陆来，在任何大地方办一个工厂，从中央到地方都欢迎。要办一个医院，从99年到现在都没有批下来，这种问题的不平衡，确实有问题存在。因为医院高度依赖于品牌，如果我们内生的有品牌的医院资源不会一下子那么多，可以通过开放去解决，我的看法是各个地方的竞争要像招商引资一样的招医引医，否则难以适应服务增加对医疗服务的要求。

　　当然我不反对刚才讲的，健康生产力更多的要以预防为主，特别刚才唐山市赵书记讲的，不知道大家听了没有，他讲的过程当中说了一句，希望北大医学院到那里开一个分院。因为有很多疾病的形成不是一天可以消失的，环境改善了，这个疾病不是一天会相应的消失，更重要的是收入提高以后，大家对疾病的敏感程度会提高。过去认为不是病的现在会变成病，过去认为不需要花很多力量治现在需要治。我的看法是随着收入的增长，这个需求还会很高的增长，所以扩大开放非常重要。

　　扩大开放之后还有一个对内开放的问题，我们现在搞了基层的卫生组织是对的，但是从78年以来，我们当年的赤脚医生形成的乡村医生，他们多年在地方、村庄里面经营、开业，获得了老百姓的承认，他们的服务能不能纳入医保的领域里面来？我看有一些地方的政策是不同的。一些地方是开放的，他们的服务只要老百姓愿意选也可以拿到医保农和里面报帐，但是一些地方试图重新垄断起来，只有政府办的机构才能力纳入医保。这种要调整。所以高端、低端、中端都要开放。

　　价格的政策非常重要，基本医疗服务的价格，中央的《决定》里讲了，要在财政斥资保证的前提之下，按照成本的原则定价，但是在基本医疗服务以外的部分，应该也必须让市场的价格机制发挥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今年我们应对金融危机推出了货币量，这个货币量在未来的两到三年当中会起到他的作用，就是说多少年以后，就不能用1块钱买到2009年1块钱可以买到的东西。

　　那么哪些领域会更加买不到？一定是那个领域供给不足的部分，当物价指数总水平往上走的时候，哪些领域物价指数会走得更快呢？一定是供给不充分的。所以我们不要让医疗服务变成未来几年当中供给不充分，相对价格涨的更快的部分，就应该注意扩大对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的动员，要让更优秀的人学医，要让有俱备资质的机构开办各种各样的医疗服务的机构。包括对境外，要鼓励身体还可以，经验非常丰富的退休医务人员开诊所，执行这次中央《文件》里讲的可以多点行医。因为医护劳动是高度依赖于医生、护士这种个人的人力资本，包括他的服务精神。

　　因此在这个改革当中，这次改革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么样变成以医养医？这个改革当中千万要谨慎，不要在以医养医没有解决之前，就轻易的动以药养医。因为以药养医毕竟还在养医，如果以药不能养医，以业不能养医，那最后谁来养医呢？医生没人养，他已经变医生就算了，新的优秀的人会进入这个行业吗？这样的话会陷入长期供给不足。

　　所以相对价格的灵活，我不认为我们的价格制定机关可以对医疗服务这么多样的项目，可以按成本定价的原则制定反映供求的价格，这是非常困难的。过去的经验是一轮价格调整十年，而十年当中街上的价格全变化，相对的价格根本追不上市场变化的速度，这些领域的改革，我认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最后一点就是公立医院的改革，很多大院长有一点意见，说这么大个《决定》，对公立医院就是往后放，没有指出公立医院到底怎么改。我在座谈当中有一些院长有这个意见，我问他们的问题，我说这个《决定》里面有没有说你不准改？他们说也没有说哪些地方不准改，我说这就是好文件。他没有说你不准改你就可以改啊，中国的实践从来不是说先写清楚才把他做清楚，中国的实践从来是做清楚再把他写清楚。我们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估计到形势的重大变化，就是不因为我们出台医改方案，医疗服务业的供求在未来好像会缓解，我的看法，由于我们出台的补贴的侧重，加深过去累积的问题，加上这三年继续在累积的问题，我认为扩大医疗服务的开放，可能是今后在贯彻执行中央和国务院这次医改文件当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谢谢各位。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整理：lynch 刘雁)

　　(本文根据作者在“2009北大光华卫生经济论坛”上的演讲录音整理，稿件未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