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确权维护农民权益

　　周其仁
　　（成都统筹城乡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现场研讨会发言，未经作者审阅）

　　周其仁网站：http://zhouqiren.org/

　　成都经验对我们的学习具有全局意义。中国不是城就是乡，城乡问题解决好，就是国民经济问题解决好。我从成都的实践当中所获得的启示，主要有四点：

　　第一点，从科学发展观角度看，在城乡统筹、土地管理改革方面，一个重要的客观规律是级差土地收入。因为这个规律，中国逐步从计划体制转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充分认识和利用这个土地级差收益规律，为城乡统筹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服务。

　　第二点，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第一个内容就是确权。确权不仅仅确保集体所有制归属，而且要确保农户，不是确立一种资源的权利，而是确立农村所有资源，包括山林、耕地、建设用地、宅基地和所有土地资源和房屋的权利。成都在确权过程中，改革农村的治理结构，组建了村庄的平地会，在当地叫长老委员会。就是村庄里岁数比较大的、对公共事务比较了解的人来组成一个集体，对每一块土地到底属于哪一家哪一户，经过公示再确权。这个确权加上流转，才能真正做到同地同价。如果这个顺序倒过来，同样的土地流转，有可能产生出很多改革者不想要的结果。

　　第三点，成都的实践不单单是一般的土地管理制度的调整和变化，而是非常深刻的改革。它探索出了由3个环节构成的实现战略目标的现实路径。第一个环节，是在征地制度的框架内改变分配。比如，扩大对农民的征地所得的补偿。第二个环节，征地还可以扩大弹性，这也是级差地租决定的。第三个环节，除了利用中央所有政策保耕地，成都从自己的土地增值的基金当中一年拿出26亿元补充耕地保护。

　　最后一点体会，在土地问题上很容易出现意见分歧。意见分歧的原因是利益分歧，因为空间资源具有唯一性，这个地做了这个用途就不能再做那个用途，用到城市就不能再种地，跟位置的维系是有很大关系。处理这个矛盾要有追求寻找平衡点的思想方法，不要发生不满，不要让无畏的争论影响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怎么找到这个平衡点，除了耕地实际之外，国家和集体都有建设用地，建设用地面积都不小，这也是实际，把这个文章做好了，可以保证耕地面积不减少。

　　改革开放30年，容易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剩下的基本上是困难，困难就难在利益纠葛、观念不同。成都的实践经验就在于无论怎么困难，不要放弃，寻找新的平衡点，只要努力找，总可以找到。我们认为这种实践方式对重大改革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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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会有更大的灾难

“票子毛了”怎么办？

统一发行货币的权力是把“双刃剑”。国家拥有了它之后，能不能谨慎地使用这个权力，这是现代经济史的一条中心线索。

演讲：周其仁
来源：新民周刊
(本文由演讲录音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定)

周其仁个人网站：www.zhouqiren.org

政府发行纸币，实际上不是很久远的事情。1935年国民党政府才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完成了法币化。

为什么会发生以纸币代替贵金属这个转折？其中一条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就是贵金属作为交易的媒介不是那么方便，沉甸甸的、目标又大，容易被贼惦记。

统一发行货币的权力是把“双刃剑”。国家拥有了它之后，能不能谨慎地使用这个权力，这是现代经济史的一条中心线索。

国家发行票子本身有巨大的好处。法国历史上每当国王有了财政困难，往往从这个环节下手，铸币的名义值与实际的含金量之间开始有了差额，这就是劣币的由来。所以很多势力都要争夺国家政权，从经济角度看首先就是争夺铸币权。从经济史来看，很多国家在很多时候都经不起印钞机的诱惑。把手里的印钞机开得快一点，就可以解决财政缺钱的问题。所以金本位解体后，全球经济的波动就不是金本位时代可以比拟的。

在政府介入货币领域后，当政府有财政需要的时候，本可以靠税收体系征税，但很多没有完成现代化改造的国家税收基础很薄弱，也不愿意通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发放国债来筹钱。在政府机器运转又需要大量钱财时，它就直接印钞。从历史上看，这样做后来都酿成了大祸。最著名的就是上个世纪1921、1922年的德国。钞票印得离谱，物价指数有过每月上涨500%的纪录。德国那场危机最后导致了希特勒的崛起。而在中国历史上，蒋委员长也是这方面的一把好手。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要打共产党，又没有税收基础，只好直接印钱。那个时候的记录每月通货膨胀率大概是50%以上。这累积起来是非常惊人的。而且为了让老百姓接受这种越来越毛的票子，规定民间不得持有美元、英镑、黄金、白银，强力推行这种政策，把民间的贵金属全部收掉，你只能用它发行的金圆券，而金圆券越印越多，使国统区民不聊生。

我们北大的季羡林教授，前几年他就住在我们CCER(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边，我们过年去看他，聊起老蒋的事很有意思。他当学生的时候，一个月七块大洋就过得很好了，这些钱足够他交学费、吃饭了，他有时出去时还可以坐坐黄包车，等到他当了教授，月收入提高了很多，那时候有一两百块、两三百块大洋，但到40年代中后期，物价涨得很离谱，季老领到钱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买米，而且跑慢了与跑快了米价都是不一样的，这是当年大学教授的生活，更不要讲普通老百姓了。还有个是费孝通的故事，《乡土中国》是他从美国回来以后40年代后期写的，写得非常短。后来有人就问费老说，那么好的学术著作你怎么写得那么短？他的回答就是因为通货膨胀。因为你必须写完就发表，发表就领稿费，领了稿费就跑去买米。这个流程不能打乱。所以如果写一部大著作，等写出来早就不值钱了。这就是通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获得国家政权以后，在货币问题上接受了老蒋的教训，接管上海后的第一仗就是打通胀的仗。

当时外国人、国民党都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看它怎么收拾这个局面。

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增加生产，减少货币供应。讲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困难。所以共产党刚刚进城时候的那些政策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当时怎么保障增加供应？

现实情况是战争已经毁了整个生产系统。资本家认为共产党来了要共产，都不敢开工生产。资本家不开工不生产东西，但货币还是这么多，最后货币可不就是毛了吗？

我是上海人，过去听父母讲，当时上海人人都在囤积，一领了钱就跑步去买米。剩下的钱就囤东西，有囤毛巾的，有囤纸张的，每个人都在囤东西，只有实物才能保值。

但是陈云组织把煤炭和大米源源不断地背进上海。三野后来就组织部队不断往上海背米，你囤我就供应，要一直供应到让市场上的米价撑不住。预期都是过了一定临界点后才会破。粮商看你还有便宜的米，他再囤，直到钱也没有了，仓库也没空的了，最后他看市场上米的价格比他进货时候还要便宜了，那他不就要亏了吗？这时他就往外吐。这样物价就平了。所以上海是靠一黑(煤炭)一白(大米)把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收拾了。

当然更重要的一招是旧币换新币。解放区当时也印了好多钱，各个根据地的钞票五花八门，东北就有十几二十多种，当时叫解放票。中国中央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的回忆录里说，他当时就跟中央讲，说我们解放军占领了北京，不能像八国联军进北京一样。后来他做的一项工作就是统一货币，一万块换成一块，等于是一次币制改革。那次改了以后新中国在货币问题上一直是比较谨慎，特别是陈云管经济的时候。那时他老讲三大平衡，其中一个就是货币平衡。

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货币体系也出过问题，最突出的大概就是1958年、1959年“大跃进”时候。

冒进的政策背后要有货币基础，实际上1958年、1959年超发货币情况也是蛮厉害的。流入到市场中的钱多了，商品没有相应增加，甚至在1961年、1962年时还出现了供应量减少，不管是东方社会主义还是西方资本主义，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即钞票就会发毛。但那时与现在不同之处在于，那时是所谓计划时代，我们对价格是进行管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后来叫做隐性的通货膨胀。就是在计划体制下，物价没有变化，鸡蛋总是五分钱一个，但常常买不到。因为钱比货多，鸡蛋一来就卖光了。我们国家后来出现的排队、发票子，其实都是因为隐性通胀。

隐性通胀在中国持续了好多年。苏联也有相同的遭遇。当时苏联老大妈上街就背个大口袋，一看到排队也不管卖什么就跟着排上去，因为不排的话家里生活就会有问题。匈牙利有个经济学家把计划经济下出现的这种情况叫短缺经济。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老是生产过剩，东西都卖不掉？我们却老是短缺？这个谜今天看来很好破解，其实就是因为物价管制加上钞票偏多。

市场上的隐性通胀很严重。那后来怎么解决问题？

陈云在第一代领导人当中是最懂经济的一个，他知道问题出在票子太多，那就回笼货币，那么怎么把发出去的钱给收回来呢？当时想了很多办法。当年国家就用很少的外汇进口了一批伊拉克蜜枣，然后高价在市场上卖。市场上不是没有农副产品吗？就把伊拉克蜜枣价定得很高，记得上海卖到5块人民币一斤。就通过伊拉克蜜枣把一部分货币回收回来了。

陈云还提议，用外汇进了一些比较好的面粉，加上黄豆粉，用来做高级点心，然后放开这个市场。

北京财贸战线的人后来回忆陈云时，说到这个事，因为当时计划时代的人还没做过高级点心，做完送到中南海给陈云看。陈云看了以后就批评说做得这么粗糙，这怎么能高价卖？拿回去重做。后来改了模具，把这点心做得比较好一点了，然后高价卖。

还有一条是开放高价饭馆。1962-1964年时，北京、上海有很多高价饭馆。我的父母后来跟我讲，建国以后所有储蓄，就在那几年全部吃光了，因为我那时还很小，要长身体，所有东西都是定量供应，老吃不饱。我记得有了高价饭馆以后，我们好开心，一到周末父母就带着我们下馆子。而开放高价饭馆其实就是回笼票子，就把票子收回去了，多发的票子收回去以后，物价就比较平衡一点了。60年代后期国民经济形势好一点就跟这次回笼货币有关。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过两次超发货币。第一次是1978年。当时因为农民穷了几十年，一毛钱一斤粮食从农民手里收了几十年，这是农民给国家工业化做的贡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陈云就说农民太苦了，要让农民休养生息，减少农村征购的任务。

那怎么满足城市需求啊？第一个举措是用外汇进口一部分粮食，第二个举措是提高国家对农副产品收购的价格，

但是农副产品价格提高后，城市里国家机关公务人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人员还是低工资。过去之所以实行低工资，就是因为物价低。为什么物价低？就是因为压低农副产品价格，这是计划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几个法宝，牵一发而动全身。

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城市卖的农副产品价格，财政就出现了赤字。当时财政盘子很小，赤字大概就有两三百个亿。还用老办法，财政有窟窿，人民银行多印一点钱，使财政收支平衡。第二年又有窟窿，再多印钱。这么连续超发货币，1985年以后市场上就看出来了。

1984年，北大学生国庆游行的时候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1985年以后牢骚、怪话、异见就开始多了。这当然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经济原因就是票子开始发毛(钞票贬值)，物价上涨的压力开始逼近。

1980年、1988年、1993年，弗里德曼三次来中国都是通货膨胀比较高的时候。他是货币主义者，讲来讲去就这一条。不管是什么主义什么国家，票子多了，物价一定要上涨，通货膨胀是个货币现象。这个规律全球是一致的。

实际上1986年-1988年是以前累积的通货膨胀释放过程。最严重的是1988年。中国不得不面对物价上涨的问题，所以从1988年3月份邓小平见外宾就不断讲价格要放开，要进行价格闯关。当时为了进行物价改革，在物价改革决定之前大概半个月的时候，先放开了名烟名酒价格，20来块的酒一下子就变成200块，涨了10倍，香烟差不多也涨了这么多倍。于是老百姓就得出一个简单公式，价格放开就等于物价涨10倍。所以人们一听价格要改革，他先把下个月的米买回来再说。于是谁也没料到，1988年那次《中共中央关于改革物价工资体系的决定》一发表，竟变成了一个抢购动员令。

没人好好学习中央的决定，都去买东西了。这就是货币偏多的情况下，价格一旦放开，隐性通胀就变成显性通胀了，有价无市变成了商品价格急剧往上冲。

就在几个礼拜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大概一下子比正常情况上涨了两三百个亿，很多商店都卖空了。凡是不要票不要本的东西见什么买什么。最厉害的是挤兑。人们为了要抢购就要把银行的存款拿出来，这下银行傻眼了，因为银行的钱已经全部用到基建项目里去了。现在那么多人同一时间取钱，哪能应付？前头的人领不出钱来，后头的老头老太就急了。这个局面还怎么稳定？

后来中央出来声明，价格改革要持续五年以上。现在就是要控制物价，谁也不准涨价。我记得国务院还发了明码电报给各地，共产党员，国家机关干部，不准到银行取钱。后来总算把局面稳定住了。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政府货币发行超过经济增长需要，引起了这么大的麻烦。

第二次是1993年。实际上是阴差阳错导致的结果，当时为了回收80年代初期多发的货币，1989年-1991年，中国政府实行了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控制基建规模，控制投资规模，就是要消化多余的货币。那时的经济增长率非常低，增长率只有1%-2%。

当时这样收缩了两三年后，过度货币回收差不多了。邓小平在南方说经济增长不能这么慢要加快，中国还是要发展。

南方一些银行就把贷款额度全部发光，然后跟中央银行要钱，倒逼中央银行放款，于是中央银行也开始放款了，一下子基本建设1993年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几，1988年中国的CPI最高达到19%，1993年，1994年达到24%，这样下去一定要翻车！

后来据说邓小平很快明白了加快经济发展没有错，但是不能通过一下子发这么多票子来发展。朱镕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调到北京当副总理主管经济工作，兼任央行行长。他当时主要任务就是关货币龙头。所有借出去的钱一道命令下去都要收回来。北京上海1994年房地产价格大概跌了一半以上。

当时许多人都批评朱镕基的调控，但事后看要没有这次调控中国经济这艘船早就翻了。朱镕基在三年之内把CPI从24%降到了3%以内。之后人大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财政出现赤字再也不得向人民银行透支。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部法律，货币发行一定要跟经济增长保持平衡这个原则才在制度上落实下来了。政府花钱只能第一靠税收，第二靠发债。做这样的自我约束，在发展中国家还真是不多。

1994年以后，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开放环境下，货币发行遇到了被动多发的问题。外贸顺差导致大量的美元流进中国，因为中国实行外汇管制，企业赚到美元以后必须把它换成人民币。央行拿什么换？就是基础货币。在美元流入量很小的时候它不是个问题，中国过去多年封闭，没有多少外汇进来，而且国家外汇严重不足。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外汇问题竟转变成这几年宏观经济不平衡的根源。

一元美元进来，八元多人民币就出去了。现在一个工作日流进中国的美元有26亿，每一元美元进来都是八元多人民币流进市场，这些钱全是基础货币，高能货币，带动多大的市场力量？

然后又组织短期央票去对冲回笼。但因为流出去的量太大，最后收不干净的部分进入市场，就在市场里头漫游。

国内前两年为什么经济那么热？现在大家都说是冬天，别忘了这个冬天前面有个非常炎热的夏天，热得离谱。什么价格没有飞涨过？CPI是最后涨起来。2007年5月CPI涨之前，其他资产的价格早就涨得离谱了。为什么会涨？购买力摆在这里啊！政府还去压供给，先是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过热，派工作组去压，压不下去。因为市场有需求，工厂怎么关得了？越关价格越高，后来又说九大行业过热。

九大行业过热还没有解决，房地产又开始升温，房地产价格涨得很多人都忘了2003年以前的房价是多少。季老当年是跑步买米，这两年我们是跑步买房。不买房更贵，每月涨10%，一个房价就把中国人民分裂成两大集团，买上房的越涨越高兴，因为家庭财产增加了。没买上房的真要急死，工资追不上房价啊！

经济学家讲什么话也不对，后来干脆闭口不讲房地产问题。如果要讲这问题至少有一半人要跟你没完没了。那已经不是学术讨论了，那是利益冲突。

中央管了这个城市，那个城市又涨，一线城市捂住二线三线又涨。国务院为了抑制房价发了多少文件，房价还在涨。之后股市也开始升温，一年半的时间里，上证指数就从1000多点升到6200点。股市以外，哪一个投资品这几年没热过？古钱、字画、普洱茶，价格都涨得离谱。还有邮票、红木家具、瓷器、字画这两年价格都是飞涨。齐白石的画贵，毕加索的画贵，这都好懂，因为这些画家都死了。但现在中国艺术品市场炒活着的画家，这也是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没见过的。因为作者还活着，他会对价格飞涨做出反应，天天画，从早画到晚，这就不是有限供给的产品了，那画的投资价值怎么守得住？

先是让很多家庭、企业高兴得不得了，然后一个跟头扎下去，就这么折磨人。上证曲线也是尖尖地上去，然后满仓地掉下来，让长三角、珠三角的多少企业都关门了。企业关门不完全是受当时外部因素的影响，还因为很多公司把流动资本都投进股市了，因为觉得稳赚不赔啊！资产价格飞涨最大的问题是侵蚀了人们的工作伦理、企业家精神，让人们觉得根本不需要辛苦工作，根本不需要什么创新，数钱都数不过来了。很多炒股的人武功就因此被废了，不愿意再去好好上班了，不愿意再把一个产品好好做好了。所以货币出了问题，就得疗养一段时间。现在是冬天，冬天也有好处。脑子比较容易清醒，想清楚什么叫做经济增长。哪有天上掉馅饼这种事情？所以不要怨天怨地，大落之前有个大起。大起大落跟货币制度有关，跟这种法定货币的困境也有关系。

现在看来我们对于过量货币流到了哪里还缺乏认识。80年代很好懂的，政府只要头脑一热，基建项目上得多，基建项目投资100元钱里头，有40元钱肯定进了工资口袋。工资一涨人们立刻买农副产品，农副产品价格就跟着涨。CPI一涨政府就着急，因为老百姓的利益会受到侵害，然后就调控。现在钱多了以后首先不是冲击消费品市场，不是冲击农副产品，而是冲击投资品，在各种各样偶发因素的影响下，过量的货币会凝聚到某种投资品上，凝聚到哪种投资品上，哪种投资品价格就会飞涨，在微观上，人是很难抗拒这个力量的。

当然人民币超发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美元超发的问题。

过去很多专家讲的也有道理，发展中国家如果把本币跟一个好的货币挂钩会有好的结果。因为发展中国家政权不稳定，掌权的人没有长远行为，今天上台了今天就开印钞机，所以发展中国家通常都会把货币搞得乱七八糟。如果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假定美元是好货币，就不能滥发了。这个逻辑我直到今天也还是承认。

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几年中国自己倒是有了自律，特别是1994年那场改革后，我们把财政动机超发人民币这个龙头关上了。但是倒过来看这几年美元超发得一塌糊涂。美国调控货币的办法是通过联储基准利率，简单讲基准利率升高就是减少货币供应量，降低就是扩大货币供应。1999年美联储的基准利率是9%，现在快降到0了。

在美国过量的钱里面，有很大一块不是美国人民储蓄得到的钱，而是外国人把钱借给美国人花。列宁当时说：帝国主义国家是资本输出，在全球食利，现在是发展中国家把钱借给美国人。

说到底因为美元是世界主要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做了个承诺，任何国家央行可用持有的美元换黄金，36美元换一盎司的黄金。昨天金价是多少呢？1000美元了。所以美国人没有很好地履行他当年的承诺。特别是60年代末打越战时，财政大窟窿最后也是靠发票子解决的。最后到1971年时尼克松宣布，美国关闭黄金窗口，1944年承诺不算了。世界各国持有的美元我不给你换黄金了，我黄金窗口关了。说穿了这就是往地上一躺耍无赖啊！这真是把全世界给坑了一把。如果美元不断地松，人民币又跟它挂钩，那通胀就会引进中国。所以前两年各种资产价格涨得离谱。

现在世界各国政府又开始比赛发货币，这样做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如果不发，短期就受不了。但即使能躲过这一灾，下一次就会有更大的灾难。这是对货币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

(周其仁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文由演讲录音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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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费用高是内需不旺的主因　

　　（编者按：本文系演讲速记稿，未经演讲者审阅，修订审阅稿将于作者个人网站www.zhouqiren.com 刊出，敬请关注。）

　　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和云南省政府联合主办的2009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主活动于5月17日至18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大会以“信心•使命•责任——全球经济变局下的中国企业家”为主题。图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做主题报告。

　　周其仁：很荣幸有机会，受北京大学张国有校长的指派，报告一下我们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各位都知道中国经济面临大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是13%，08年到了9%多一点，09年现在提出保8%，能不能保得住，一般的认识还是有很大的困难，整体来看，全球第三大的经济体GDP的总量在两年之内要下幅5个百分点，不是平均分布的，会摊到不同的地区、行业和企业，所以，下降摊到比重大的，压力就会更加严重。这个形势我们都了解和面对，我能提供的就是怎么样理解这么大的变化，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再讨论一下我们怎么样应对。

　　粗粗看起来很容易理解，中国经济这次降速主要是美国市场出了问题，因为中国的出口07年比上一年增长26%，08年前10个月还有21%的增长点，但是从10月以后就逐月下降，特别是到2008年的年底就变成负增长，09年的1月份、2月份、3月份都是负增长，4月份也是负增长，最高的负增长达到26%，也就是说中国的出口从正的26%变为了负的20%多，这个部门又不是中国的一个小部门，单单出口等于中国GDP的4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高速增长很高依赖出口的经济体。因此，这个部门一出问题，当然经济增长的速度就受到很大的影响。出口为什么下去了？人家的进口减少了，为什么人家的进口减少了呢？美国经济出了问题，金融出了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讨论，美国金融最发达的一个经济，像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业被一场大水冲得稀里哗啦，一般的总结，美国金融堤坝不够结实，监管不够严密，都有道理，但是事情总还有另外一面，能够把美国的金融业冲跨的水从哪里来？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堤坝再结实，只要水过一定的量，都有可能把堤坝冲垮，这个水就是金融的内容，就是钱，在美国流动的资金和资本，美国巨量可以把美国金融业冲垮的流量第一步来自于美国人民的储蓄，美国人民储蓄率很低，不是一部分人储蓄，把这部分钱给另外一部分人花变成金融的流量，也不来自于美国政府节余，收了很多税，然后花不出去，伊拉克战争以后，美国政府联邦一直是巨额赤字，救市之前就有几千亿的赤字。

　　我们必须理解一个问题，这个钱哪来的，这个钱很有意思，从美国以外借来的，而且从很多不如美国发达的国家那里借来的，这些国家成了美国的债权国，美国成了最大的债务国，这个特点是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都没有出现过的。所以，我们探查，美国出了问题，进口减少，我们出口减少，我们再查下去，这么多钱怎么进美国呢？进美国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这样我们就来看看，因为理解这一点对中国的企业就容易一点，因为借钱给美国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我们看一看中国这个钱从哪来的？就来自于中国巨额的顺差，简单来说出口量大，进口的量少。当然来自于中国竞争力增加，中国货，中国制造的东西，世界上要得越来越多，我们买人家的东西没有那么多，顺差进了中国就变成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由于美元是世界的结算货币，也是世界的储备货币，所以我们这种巨额的顺差，加上外资进入中国的投资，大部分都是美元，所以我们又变成美元资产，我们的节余变成储备买美国的国债，买美国的两房债，比方买美国的普通的股票和公司债等，这个圈就是这么旋转起来的。这个圈的旋转我们来看数量，如果发生这个旋，这个量小对我们整个的影响不会这么严重，问题是，从九十年代末，特别是04年以来，这个量涨得非常快，这张图当中，这条蓝颜色的线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这条虚的一点点的线就是当年经常项目下我们的顺差，这两条线一个是年度的流量，一个是我们的存量，都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关键指标的记录，大家可以看到，在1993年的时候，这两个量都是很小的，比零高不了多少，但是由于93年以后，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根本的改变了汇率的形成机制。主动地把人民币本币过高这样一个错误的估值办法调整了，也就是主动降低了人民币，贬了人民币，出口体制、外贸体制，特别是签了WTO，政府把国内和国际市场连通得很多障碍都扫除了，再加上中国的企业，能够在全球舞台上学习，从开始附加价值很低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入手，慢慢这条线就起来了。到04年，其实我们看，这个量也还是增长得有限，外汇储备04年是四千亿美元。但是我们发现它有一个很高的增速，到07年底，我们的外汇储备就是1.8万亿美元，现在是2万亿美元。大家都认为这是好事情，中国人赚外汇的能力强了，我当然同意这个看法，如果发展中国家完全没有能力、没有竞争力，根本不可能有外汇储备，因为赚不到国际上的钱。

　　但是事情有另外的一面，这个量如果过了一定的临界值，它也会对国内国际平衡发生很大的影响，因为道理是共通的，我们的顺差就是人家的逆差，我们的顺差就是我们大量地开工，大量地出口，那就意味着很多发达国家的工厂要关门，它的失业问题要严重，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还有更严重的一面，所有图上的中国人、中国企业赚到的外汇会影响国内的平衡，为什么？因为中国从世界上赚来的钱是不能够在中国花的，必须在中国结汇，跟谁结汇呢？跟银行结，商业银行和央行结，央行就要用基础货币来结汇，进来一块美元，就根据当时的汇率，比如说多少年都是八块两毛几人民币兑一个美元，就按照这个比例，把人民币付出来，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这个图上右边的圈子。顺差进来基础货币就要放出去，基础货币放多了，就要对国内的市场平衡发生影响，资产市场的价格就会冲，冲到一定程度，就会通过所谓的财富效果影响人民的消费指数，因为总的说来，只要票子多，商品和服务涨得没有那么多，相对价格就会发生变化。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对外不平衡引起对内的一个压力。所以，我的观点不能仅仅看07、08、09年，难以理解，仅仅看07、08年、09年就觉得我们是好好的，美国出问题，然后就把我们拖累了。这样理解也可以，除了美国好，我们就没办法。我们必须看到里头哪些东西和我们自己有关，和我们自己有关，我们才可能把它作为控制变量，在今后应对危机的时候去调整它、运动它，从内部来看我是有问题的，因为巨量的钱进来就形成了国内的需求往上顶，资产市场、消费力市场，发生在07年达到了顶峰，这一拨过热或者比较热，从04年开始，亚洲金融危机内内外需都面临压力，冷，我们改了汇率，中国的出口部门非常旺非常争气，但是推出口的同时，还积极启动内需，也发债，也带动了商业银行的贷款，修成中国高速公路、码头，带动了1998至2003年一拨世界瞩目基础设施的投资，实际到03、04年中国总的需求内外都比较旺。这时候就面临了一个选择，因为如果汇率机制不增加灵活性，对外就会更猛，如果对外很猛，不压一压内需，总量就会失衡，所以04年以后，大家看到宏观调控，实际上已经开始在抑制经济增长，特别是内需，选了钢铁、水泥、电解铝三大行业过热，特别是点名处理了江苏省常州的铁本，这实际上是发一个信号，但是三大行业所谓过热，没有解决问题，铁本关了，铁本产能转给别的钢铁公司，钢铁市场价格和产量都在涨，调控九大部门也没有完全生效，房地产史无前例的升温，房地产发了很多条文让房价不要涨那么快，见效甚微，股市开始涨，一年半上证指数从一千点涨到六千二百点。我们现在说冬天，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冬天之前有非常火热的夏天，所有投资品都超历史水平。

　　我们今天在云南开会，云南就有很多投资超热的东西，比如说普洱茶，价格不得了，从水泥到房地产，到股票，到所有的投资品，其实就是一个原因，就是需求太旺。经济学给需求有一个定义，用货币表达的一种需要。人的需要如果不要用货币表达都是无穷的，用货币表达那就是一个真实的有购买力的表达。所以这几年这种需求旺，特别是投资需求旺，国内投资需求旺，背后的问题就是货币问题，哪来这么多钱？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个钱不来自国内主动的超发货币，来自于对外关系，就是巨大的顺差带来美元进中国，8块多人民币基础货币就要付出去，我刚才讲得这个旋，这个旋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连续好多年在那儿转，07—08年最高峰的时候，一天进中国银行要换人民币的美元达到25—26亿美金，史无前例。这是好事，但是各位注意，所有经济活动当中，太好的事都酝酿着某一种危险，因为会好得让你受不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总结这个教训，这里的关键问题，我们的调查和研究，这一拨人民币市场的流动性过旺，从04—08年，不来自于传统的财政有了窟窿，人民银行印钱补上，这是传统的通货膨胀机制。比如说94年，CPI冲到24%，投资可以热到比上一年固定资产增长60%，很大程度是财政性的扩张带来货币超发。朱镕基当时受命治理经济，压住了高速通胀，还做了制度性的安排，全国人大通过了法案，再也不许人民银行为财政的欠缺超发货币。财政就是靠税收和发债，不准说财政花多了钱，人民银行印钱补，这是多少年制度性的口给封上了，这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非常重要的基础。94年以后，为什么市场的流动性又积累得这么高呢？现在来看是被动的，大量的外汇进来，你得给它结汇，汇在中国不能花，被动地释放了过度的货币，而被动率就是汇率，现在看来教训要总结，早一点让汇率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可能这个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但是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到今天，包括学术界、政策界、舆论、媒体、产业界看法也不完全一致。人民币兑美元名义一升值，出口成本就增了，所以我们舍不得让出口行业承受这个压力，我访问过张瑞敏，他说人民币兑美元升一分钱，海尔的出口成本要增加四百万，这确实是一个压力，但是也是一点点给你压力，主动升，你发现出口部那么赚钱，你就开始转移了，舍不得升，生产力就往出口部门布局，高度依赖出口，这个教训经过几年应该有机会再来讨论一下，当然我不敢说我这个看法一定就能说服各位，你们都一定同意我，我们还可以再讨论。因为人民币这么放出去，一定有市场后果的。名义上兑美元汇率不升，拖到05年5月份才升，之前维持基本步变，八块两毛几兑一个美元，差不多维持十年没有动，中国工业生产进步率比美国制造业进步率要快，名义汇率守得住实际汇率也守不住，这头1：8不变，大量的美元进来人民币发到市场，劳动力价格、能源价格、土地价格、资源价格就会冲起来，把出口公司成本会拉高的，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就是时间上误了好多年，产能已经往出口布局了，出口真的出问题，调整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人民币兑美元固定汇率或者盯住汇率，美元也有问题，这几年看来美元的问题更大，因为从九十年代末不断地进行宽松的利率政策，美国是通过调控利率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联储的基础利率下降就是供应市场的货币量增加，我们可以看九十年代末联储基础利率还有8—9个百分点，现在已经降到0—0.25，那个量是惊人地放出来了，所以全世界这场问题，美元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是全球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它的超发不但影响美国，也影响全世界，而且非常有意思，超发货币美国的CPI并不高，因为大量的钱离开了美国，变成其他国家结算贸易，变成其他国家储备，持有美元资产的对象，结果它不压迫国内的CPI，石油到每桶140美元的时候，美国市场上零售价卖到那么贵，CPI并不高，没有超过5%，其他国家向中国到了8.7%，俄罗斯到了19%，越南到了24%，亚洲经济体通货膨胀07年那一波都比美国高，这是美元利用全球货币优势，这个教训要提上日程。因为当年美国有了承诺的，它和黄金挂钩，再把美元供应全世界做储备货币，承诺的价格每35美元换一盎司黄金，各国央行持有美元，任何时来换，美国财政部给你换，35美元换一盎司黄金，这是1944年定下来，黄金和美元是什么价？九百到上千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美元已经多发了多少，这就是美元的地位。它开始承诺，承诺以后加大美元的供应量，特别是越南战争，财政一塌糊涂，超发，然后堵窟窿，发票子，最后一查发现美国库存黄金根本不能兑换券世界持有的美元，1971年尼克松总统出来宣布，关闭美国的黄金窗口。等于往地上一躺，原来35美元换一盎司黄金，对不起，不换了，你看着办，这个有一点霸权，承诺大家才持有美元的，结果把这个窗口一关，但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用惯了美元做结算，就跟语言差不多的，讲惯了这个语言，不是说换就能换的，所以黄金窗口关闭以后，美元还是维持了相对全球的结算货币，当然也就刺激其他货币起来替代它，比如说欧元，这个局面就是这么发生的。

　　长话短说，我们和美元挂住，如果美元是非常保值的货币，人民币一直挂着它，人民币也非常硬，发生在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纪，美元不断地降，长期资本公司出问题，格林斯潘主政怕影响美国经济多发货币，千年虫多发货币，IT泡沫破灭，影响美国经济，宽松的把利率降下来，货币量增加，美国经济看来不箫条过去了，9.11冲击发货币，美国已经是多少年连续地相当宽松的货币，因为是全球持有，他发的货币，人家拿着，自己国家没有很大的压力，现在指责格林斯潘也没有太大的道理，格林斯潘辩解词说，CPI没有上来，央行行长对物价负责任，对通货膨胀负责任，通货膨胀不高，经济也没有出现衰退，那是多少年来人民想要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水多加面，面多加水，会把问题移到一个个新的领域，其实美元当年做全世界储备货币的时候，就有经济学家预言要出问题的，因为你是储备货币，全世界做贸易要拿美元，全世界会对美国形成贸易顺差，美国一定是逆差，否则这样美元就出不来。等到量大了，经济学家叫特瑞夫，人民倒过来对美元的信心丧失，引起美元危机，这个预言验证几十年，开始都被推翻，有办法，固定汇率去掉，和黄金脱钩，资本市场一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定要维持贸易顺差，借钱也可以还，不一定持有美元储备，但是现在看来，特瑞夫的预言没有预准这个螺旋最后美元先出问题，现在看来要增加一个新的环节，当大量的外部世界的美元冲进美国以后，美国的资本市场先出了问题，大量的钱淹进去，利润超低，金融活动首先次贷活动放弃了资本主义那种严格约束的机制，这个问题出了以后，美元的地位就是在动摇，所以这个教训我们中国因为多少年，因为过去有一个理论，很多大经济学长都是这么主张的，美元很好，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容易变烂，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印钞机太诱惑人，动不动就想多印，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的货币和美元挂上帐，它是好货币你也坏不了，支持固定汇率。

　　这几年的经验，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不是这样子的，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中国自律对货币超发找到了根治的办法，人大通过的法案，不准超发货币，货币的发行要跟经济增长一致，但是我们有一个加入全球经济以后外来的力量逼迫中国被动地释放了过多的基础货币，然后就带来一系列的国内的变化。这张图请大家看一下，上面那条红线就是中国广义货币增长率，蓝线就是中国的GDP的增长，基本趋势大家看好了，都是我们货币的发行高于GDP增长若干个百分点，最高的时候会超过二十几个百分点，GDP涨到要加二十几个百分点货币发行这是94年最高的峰值，这几年总的来说在收敛，货币增发速度在下降，越来越靠近GDP的增长，这被看作是比较健康的货币控制，但是很不幸到了今年，货币的口子又上去了，今年一季度我们的银行，当然出了这么大箫条，大家没信心，担心经济，你不花钱，他不花钱，一起放下去，说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质上我个人的看法是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条线上去，在未来几年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还要观察。

　　货币多了，一定要在哪里表达出来，在中国和八十年代不一样，货币多了首先不是农副产品价格涨了，而是资产价格，这张图的蓝线是我们的上证指数，红线就是房价，金融市场在中国发展起来了很重要，是一个重要的投资领域，也是可以满足人民的投资愿望，但是起落太陡了，因为金融市场有一个自我实现的机制，你看好你往里投钱，很多人看好，很多人往里投钱，真投钱就真好，真好吸引更多人往里放钱，一直可以高到这条线脱离基本面，股价可以和公司的盈利能力完全脱节，但是挡都挡不住，中国这条线往上走的时候三千点、四千点、五千点，每条新开户的股民都是上百万户，因为想争取财富更多，是人人的愿望也是他的权力，前后左右都涨了，他也冲进去，真冲它真涨，涨到高处不胜寒，完全离开了这个公司的盈利能力，这时候由预期希望、故事、消息、堆起来的股价，任何一个方向的消息，随机的扰动，外来的冲击就会下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把很多中国家庭、企业、机构帐面资产就烧掉了，对人的信心，里外里是负的财富效应，房价也是同样的问题。最后会冲到CPI，在中国待过这么多年，永远不单单是经济问题，因为对大量的固定收入和低收入人口来说就是收入下降，因为同样的钱买到的东西减少，因此任何政府对CPI往上冲一定会采取措施，虽然听到很多的批评，把通货膨胀看高了，不应该当年杀那么凶，我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政治家面对这个压力，你坐那个位置你也要处理，中国当时过了8.7%，如果不采取比较紧的手段再冲，变成俄罗斯和越南，再加上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历史上88年发生过，93年发生过，这个力量也是我刚才讲的力量在一起。我和各位交换的基本看法，不能单独地说以前好像都很正常，突然来了一个冬天，没有这回事，用五到七年，七到八年的眼光来看，大起在前，大落在后，全球是这样子，中国的工业也是这样子，97年以来至少有三拨工业产品冲上去下来冲上去下来再冲上去，当然这次下下得比较厉害，谷比较深，这样深的谷和以前的一拨拨冲，在我看来有一些内在的联系。

　　箫条、衰退的唯一理由就是过度繁荣，没有别的理由，这个规律不但过去起作用，今后也会起作用。

　　中国除了汇率机制，05年以后才开始变得灵活，发了一个信号动员大家，还有一个微观和体制有关，就是外向的生意非常好做，因为我们中国制造能力一起来，我们只要外向就和全球商业网络接通了，经过香港，欧洲、美国和国际代理商，所以中国的制造能力一旦和外向接口很快把规模做大，这里有一个变量是中国自己躲不开的，国内的生意为什么不那么好做呢？纵向地看改革开放30年，从计划封闭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商、营运，商业运作的环境很大的改变，但是和国际市场相比，国内交易费用很高、很麻烦，好多企业家对我讲，做了出口生意不再喜欢回来做国内的生意，出口生意只要样品对头，产品对头，发传真走集装箱就走货了，国内的生意商路开通困难得多，要进行人际关系，要熟人，进行多年的培育，要过量地喝酒，否则就打不开市场，否则建立不起信任，这一点实际上这几年高速的外向，某种程度掩盖了国内需要进一步改革的要求。外向走得好就走，港口、码头一路繁荣，数钱都数不过来，干吗做难做的事情，我到温州去调查，红蜻蜓的董事长跟我讲，温州转变就发生在89年之前，温州企业原来都是做内向做国内市场起家的，辛辛苦苦打柜台找代理商、管理物流，等到WTO一签，国际市场一来，国际大厂商一来，一张单子几千万做不做，你做生产线停下，OEM，给你样子走货，一张单子几千万上亿，很多公司都转向外向，红蜻蜓老总有一点例外，舍不得自己打下国内商业网，做自己的品牌做了一千家的门面店，有三千家连锁店，舍不得，但是当时如果数钱转出去快。远大空调的张总告诉我，六个业务员做国际单子销售量等于225个国内销售员做国内市场量的总和，什么道理不平衡。我们现在是制造能力强大，市场网络借人家的，很大程度借人家的，我们工业知识很普及，市场知识远远落后于我们的制造的知识。这也是国民经济这几年要总结的，美国市场一直旺，咱们就做下去，中国制造打遍全世界，问题是出问题了，这是中国一定要面对的挑战，首先要坚定信念，内需是有的，13亿人，这么多年人均的增加，即便有收入分配问题，其中只要20%的人变成所谓中产阶级，市场就不得了，为什么香港自由行，开到那个县，哪些人进行扫货，这些货在内地市场买不到，我们的商业环境和销售通道还有非常不方便的一面，高储蓄有担心将来孩子上学看病，要储蓄，社保不足，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消费不方便，商业活动不方便，服务不方便，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增强信心，有巨大的内需潜力，昨天晚上，北大有几个校友在这里一块聊，讨论到云南，校友做银联卡的，云南的老总，云南好多地方没法刷，就影响消费，跑来旅游，一看见这个东西好，一激动要买，没带那么多钱，只好别激动了，让他方便，一季度钱就刷出来了，就刷到云南来了，这些东西不单单是附加价值技术含量提高的问题，中国经济结构增长包括商业和工业平衡，两种知识的平衡。

　　严格来说这拨困难不单单是美国的问题，单单是美国的问题，我们只能等它回来，我的看法在开放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的问题里头有一部分是中国的，所以现在需要很好的合作，共同应对。同时因为有些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把它总结出来通过政策和行为扭转它。这一拨的困难是三个量的合并，第一由于汇率机制的灵活程度不够，外需就非常旺，再加上微观基础出口生意好作，为了给外需让路，04年以后不断调控国内的内需的产业，企业的自主性冲击实际上被抑制了一部分，行政审批在扩大，行政管制在增加，这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要把这些东西揭开，可能把经济重新激活。第二，我们给外需让路，外需遇到欧美市场收缩，这个东西现在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第三，我们相当一部分企业和家庭受到资产市场价格陡起陡落那把尖刀的损害，投资帐面损失了，信心损失了，对未来的看法非常冷，现在的问题是三个层次合并，我的分析根本的问题，所有经济不平衡，还是因为机制不平衡，是因为改革不平衡，同时这种快速的高速增长也侵蚀我们的企业家精神，很容易赚钱，谁认真研究市场企业技术，这几年我们资产市场这条线全民的心里，我接触很多朋友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他要疗养，数过快钱以后，再也没有精神头把车门做得更好一点，把产品做得更精益求精，服务精益求精，侵蚀人口规模量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过量的货币虽然有一时的繁荣，但是会掩盖一些危险。财政政策是重要的，民间不敢花钱，政府来花，市场就不会掉得太凶，而中国的财政指标全世界相比都是比较安全的区间，而且现在全世界胆子都大了，每一个国家财政开支赤字占得比重都上去，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确实可以胆子比过去大一点，但是要看到财政政策是短期政策，应对一下子的冲击，防止信心崩溃起作用，长期来看有挑战，修很多的路上头有车跑吗，修完了路没有车跑，就是今天的日本，面临的困难就是再修不修，不修经济下去，已经修的路尚没有车跑，再修怎么办，财政政策一定要知道它是短期政策，当然这里头怎么样把财政投资做得更好一点。货币政策我也讲过了，我个人来看要保留的，过量的货币一定要危害国民经济。初期以外的钱太多长期是管理松驰，企业精神丧失的一个条件，宏观微观来看一定要适度。

　　重要的是体制政策，中国的特点就是困难的时候加大改革力度，最近国务院批准上海金融中心、服务业为中心，金融航运中心，批准了海西特区，批准了重庆、成都作为城乡综合改革示范区，批准天津的改革示范，这是非常合乎规律的，中国的国民经济30年所有的今天是靠改革，所有今天的问题是因为改革不平衡，我们要求得更平衡的增长，就要靠进一步的改革推动。

　　客观再看看今年全球形势，美国问题很大，调整能力不能低估，美国人是喜欢叫唤的经济，媒体充分自由，所以问题会放大得很厉害，但是调整能力我们也要仔细地观察，我不认为美国经济像有些人讲从此就下去了，美国肯定长期来看是下坡路，但是这个坡这么大的经济，下也会慢慢的，等它稳住了，恢复了，中国的出口还会起来，中国自己依然处在高速发展的阶段，需要投资、需要发展的地方多了。另外，出口同比还在降，但是环比已经开始有苗头，比如出口纺织业企稳变平稳，开始有一点低的正增长点，经济调整每时每瞬间都在发生的，很多人说很多公司垮了，垮了就是帮活下的公司，垮掉一部分就在变化，活下来的公司容易活了，其实中国过去的出口大部分是中国公司和中国公司在杀，我最近在珠三角已经看到中国的订单提价，为什么？找不到人做了，原来抢得做的公司都关门了，活下的开始有甜头的，经济的过程说不行说不行本身就开始变行了，我们的观点、我们的媒体报道有的时候有滞后。中国国内这种货币发下去，车市这么旺，房市又开始有暖期，股票市场有动静，香港股票已经非常好，所以我不认为还是冷冷下去，这个调大概是有问题的。

　　整体来看，我不认为经济增长速度是中国真正的关键，没有8今年也会有7，只要有7，还是全世界第一，因为其他经济都是负增长，中国真正的问题是结构、质量、增长方式的转变，形成更合理的、更持久的经济增长，同时从过去坡度当中吸取教训，增加我们的体制，争取国民经济更好的表现。

　　谢谢各位！

　　（编者按：本文系演讲速记稿，未经演讲者审阅，修订审阅稿将于作者个人网站 www.zhouqiren.com 刊出，敬请关注。）

　　周其仁：建立一个新的货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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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5月11日-12日，由上海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2009”隆重召开。以下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教授的演讲内容：

　　周其仁：我觉得余永定的报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让我们去理解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像水和堤坝，水的不平衡造成这么大的流量，但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否则水大了就会把堤坝冲垮。美元作为唯一世界的储备货币，会产生一些问题，早就有这样的预言，这个预言很长时间没有被验证，甚至认为被推翻，因为中间有一些变化产生，国际货币组织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美元出现问题。那么，预言没有发生，做的防备措施没有起措施，问题也就绕开了。甚至到了美元跟黄金还未脱钩就形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2，认为一方巨大的顺差，一方的逆差可以维持很长时间。最后的问题从谁也没有想到的问题就出现了，不是对借债太多没有信心，而是金融市场造成了一定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要讨论新的货币体系怎么来建立和设计。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进一步的讨论，因为永定的报告里面讲，长期的目标是几个货币，包括人民币、欧元共同来半程一个多元的全球储备货币。这个目标到底它的基础什么呢？我想任何设计都离不开对已经发生问题的总结，该是美元到底为什么要出问题，包括经济学家的预言基础是什么。因为美元是一个国别货币，又是全球的储备货币，这里面有一个冲突。能不能再进一步问，为什么它是国别货币又是储备货币就会出现问题呢？如果是黄金，既是国别货币又是储备货币，有没有内在的冲突呢？应该说没有，或者不言中。根本的问题是，美元作为一个国别货币，它不是一个贵金属货币，是政府承诺以贵金属为本位，在这个基础上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换句话说，黄金是看不见手的货币，美元承诺以黄金为本位，还是一个看得见的手在形成供应的货币。看得见的手就有脑子，就有情绪，就会受到压力。当有压力来的时候，就不能受黄金开采量、发散的支配。

　　那么是不是找一个没有国别的货币就能够把美元的问题解决掉，甚至是全球货币。当时特别提款权就是按照这个设计的。但仔细想里面也有问题，以后美元一旦跟黄金脱钩，特别提款权基础马上就消失了。特别提款权很小，如果真做大了，压力就冲它去了。那这批全球的中央政府能不能顶住压力呢？他顶不住，全球货币的稳定性靠什么来支撑。所以，讲到底这是一个深刻的货币困扰。我大体赞成永定讲的，未来不能求助一个货币，因为一个货币一旦出问题，就很麻烦。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上要有一个竞争的架构，这个货币不行，其他的货币要有机会，即便作为国别货币也有能够挡住经济增长波动当中的压力，能够保持币值的问题。谁做的好，谁在全球起的作用就大。谁出了问题，谁就可能被淘汰。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短期的问题，因为我最近拜读了永定的文章，他认为全球货币他有生之年是看不到的，我相信也是我有生之年看不到的。那么看到的是什么呢？像特别提款权可能要扩大，人民币在往外走。现在舆论都认为这波国内受这么大的冲击是跟05年以后人民币扩大浮动有关系。有一句话是“如果我们认真贯彻“十一五”的战略目标，刺激内需，采取灵活的利率制度，及早去除各种优惠政策，积极发挥国内的商业影响，而不是过多依赖出口加工贸易，中国就不会深陷美元的陷阱。”那么短期怎么处理人民币和美元的关系，怎么处理出口和内需的关系，由于时间的关系，永定没有时间谈这方面，这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希望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做参考。

　　谢谢！

　　开辟商路是扩大内需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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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4月16日，由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和《中华工商时报》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国民营企业投资与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盛大开幕。以下内容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演讲实录：

　　周其仁：谢谢论坛的邀请！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的危机在转递过程中也暴露出中国经济的一个问题，这么大的一个经济对全球市场的依赖比较重，我们08年出口总额占到整个GDP的34%，加上进口部分，进出口就相当于GDP的60%到70%，这个结构就隐含着一些危险，国际市场好的时候中国凭这个结构就获得很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同样这个经济结构，在美国、欧洲、日本市场需求收缩的时候，我们的影响就比较大。最近几个月你看出口掉的非常凶，20%的往下降。

　　这个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既然来了就要讨论怎么应对，而且进出口很大一块与中国民营企业有关系，这个现象已经产生了我们就要很好的分析它，作为大国来说，这么高度外向依存度是蛮少见的，当然也不是完全负面的，如果中国没有开放，没有WTO，没有中国民营企业的学习，没有我们这么肯干，中国有这么高的市场份额也不能想象。

　　还有一点，在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反省，为什么这么大量的中小企业都转向了做出口生意，甚至单一做出口生意。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怎么看，我做了一些研究觉得有个因素很关键，就是国际市场上只要你有产品，商业通道非常通畅。简单讲国际生意好做，国内生意比较而言还是难做，所以大家趋利避害，一下转多国际市场上去了。我们两个三角，最早中小民营企业都是做内需起家，广东企业八十年代有名的经济北伐，用香港灵活的经济机制往北赶，温州早年企业起家都是竞销国内的商家，有了商路到后面开厂。

　　九十年代转型转的非常快，大概半年前在温州访问的时候，见过红蜻蜓董事长，他给我介绍温州鞋业，大概八年到十年前完成这个转型，国际大定单一来就面临着选择，虽然国际单件产品毛利低，但是走量非常大。所以很多企业考虑来就转过去，一转过去就很难回头，因为那可以把量做的非常大，企业就可以发展起来。你看这几年我们出了很多世界第一，单一产品做到市场上很大的份额。我们很多小产品，一两家公司就可以做欧洲市场的60%到70%。这个现象为什么在国内很难做？我们在这次危机中要反省，国际市场有个一两百年累积而成的商业文明、商业通道。我们接一个订单，订单那边是什么东西？就是个成熟商业网络，你签了这个产品就可以走。近几年中国中小企业集中发展生产技术，把市场借助香港、美国、欧洲等成熟的网络，只要把中国制造产品放到网络，就业也罢，利润也罢，发展也罢，都有了。

　　这个网络帮助中国在过去十年高速的经济增长和中国产品跟世界接轨，这还是要肯定的。倒过来比我们国内为什么难呢？这是我们中国改革不平衡造成的，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是比较好的，我们中小企业制造业开放的程度比较高的，但是顺着阶梯往上看，我们很多领域，不是说没有进步，像各地政府由于竞争，招商引资，改善政府服务，要跟十五年、二十年前比现在了不起，但是总体而言，从商业通道有效性、信用、商业文明、契约，我们办事情还是国内市场很麻烦。访问很多老总，一旦做国内生意就不愿意再回头了，国内生意还是太麻烦了。

　　用行业的术语讲是交易的费用还是很高，中国的生产成本很低，但是交易费用很高，交道很难打，要喝酒，要拉关系，要搞人情，运作国际生意这些都不需要，产品、样品发过去，合适的话一个集装箱一个集装箱走货。这个反差中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中国有待于改进的。我们整个知识很不平衡，制造业知识很发达，普及的很好，到处看到千万平米、十万平米的厂房，可以买来世界上最好的设备。从深圳一直看到内蒙古，大型工业知识普及的非常快。但是批量产品怎么卖到消费者手里去，这个知识、能力、通道，我说它叫商道，我们还是比较薄弱。我们多数是接单，这单子有那么就什么也不怕。像去年十月后情况很恐怖的，像大屋子突然关灯一样黑了，就不知道庞大的生产能力怎么来继续开动，因为没有商业通道了。没有商业通道我们产能就没有办法配合起来变成经济。

　　这里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作为今后应该研究和主打的，从困难的国内杀市场、打门店、搞加盟、搞连锁、搞渠道，这都很辛苦，一旦转到接单，这很容易转，转过去十年，企业家年龄上来了，财富多了起来，继续打的劲头就会差了，你习惯成集装箱的走货，一旦离开这个商业通道就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发展，所以就有个再转型的问题，我不是说中国不再需要国际市场，因为这已经证明了，只是中国附加价值如何从低向高这要研究。只要国际市场走暖，中国竞争力是已经被证明了。重点应该放到我们薄弱环节，就是国内商业通道如何比现有的水平更高，这也是我们做研究、做调查的重点，希望跟大家交谈。

　　远大中央空调六个销售员到国际上做营销等于国内220个销售人员在国内的销售额，为什么国内商业生产力这么低呢？这个问题就应该很好的去研究，当然这件事情不单是企业的责任，很大程度是政府的责任，包括政府的税、费、服务、开放程度等。确实另一方面有企业战略选择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大家总有不同的认识，一般是批评中小企业附加价值太低，批评和评论都有一些道理，但是我的看法可能有个重点不要忽略，我们生产能力、销售能力怎么样。我们要恢复早年民营企业起家的传统，那时候国际市场还没有打开，那时候就是打市场起家的，我们要重新从转动里头找到机会。

　　当时温州商人所谓十万经销商到全国包柜台，这个做法今天不能重演，因为商业结构完全不同，但是这种劲头值得学习。1983、84、85年联想创办的时候，最早战略定位，因为是中国计算所的公司，有一批科技人员最大的梦想是科研开发成果，当年柳传志研究了现实情况，定的战略就很有名，先与国外合作，就是学习大规模生产的管理能力，然后独立生产联想。无论温州商人早年辛苦开发各地商道，到联想早年的做法。我们讲内需，不是抽象的概念，要通过商业网络把信号传递过来，在你手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还有访问一位老总，这位老总到深圳闯荡做出了一家公司，他是做自己的品牌，中国职业女性很相信他的牌子，他最成功的地方不单是生产，最成功的地方是全国专门连锁店。

　　现在只说融资，融资来干什么？如果没有订单融资来做什么，做出产品往哪里大。当然国内的需求需要整个收入政策的调整，但是我们确实看到国内一些需求是因为商业通道营销和我们的商业服务效率低被认为抑制，你看现在很多老百姓到香港去购物，不单单名贵产品，不光是国外名牌包，我在香港市场看到最让我吃惊的事情是中草药在香港也卖的好，什么道理呢？就是在香港买中草药，假的可能性低，从这点就可以看到商业通道有差距，不光是没有钱。一块是老百姓没有钱，还有就是老百姓消费没有释放出来。

　　最近我访问了阿里巴巴(8.47,-0.38,-4.29%)老总也受到极大启发，阿里巴巴利用网络技术产生的民营企业，当然得到国际的投资，也有很好的国际化管理团队，但是它做的事情非常重要，它的口号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第一次主打是帮助中国中小企业产品打到外国去，帮助中小企业打出去。国际市场遇到问题后，他帮很多中小企业往国内打。他最重要的不是提供一个技术平台，是利用这个技术平台在中国人多年破坏很严重的信誉不足方面找到突破点，每个买家在网上的行为都有信息追踪，可以相互评价，信号跟着你，商誉变为网上交易的基础。结果帮助大量的人，包括残疾人，包括大学生，帮助你不能在街上开店的人。

　　最受启发的一件事情，两个三角已经形成大量迈向国际市场的企业，产品经过这十来年品质提高的非常快，现在唯一的是单子没有了，现在出现新变化，老一代创业者搞企业也非常好，年轻一代做网络做的非常好，儿女变为网商来开店。不要以为消费需求是固定的，是跟我们的努力程度、信用的建立程度，商业的便利性、可得性有关。这个领域推进，内需会得到释放。

　　比较而言，我们可能在商路的开拓上应该成为09年、10年的主打，因为这个问题早晚要解决，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满足利用两百年西方成熟的网络，因为经济增长最后目标是要提高人民，特别是包括本国人民的福利水平，让他得到好的产品、好的服务。从生产到最后的消费，中间就是这套商道，它不但是硬件，更重要的是软件，它里面包含大量新的知识，我相信中国的中小民营企业，大多数起家时都是农民，他可以通过学习造成各种各样的产品，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领域当中，通过学习曲线的变动，增加商业方面的知识，通过一个良好的商业通道来把我们已经强有力的加工能力组合起来，变成振兴经济，保增长，改结构的积极力量。谢谢各位！

周其仁医改系列评论：

　　周其仁：保增长的难点是体制和结构改变不力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9年会3月21-23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是“世界金融动荡中的中国的发展与改革”，以下是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认为，中国政府保增长政策的最大挑战，是对技术、结构和体制等方面变化的忽视。

　　货币投放对经济增长短期有效 长远无益

　　周其仁认为，经济增长在实践上尽管非常复杂，但在理论概念上很简单。因为它只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就是动员资源放入经济增长过程，有很多的资源放进去，经济就会增长。除了实物的资源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货币的投放。周其仁相信，在长期看，多放票子是不会带来效益的，但是短期内确实有这样的效果。

　　第二个来源就是技术、制度和结构。由于这些方面的变化，或者说进步，才能使得放到经济当中的资源能够带来超出资源规模本身比例的更高增长。

　　保增长不缺信心和能力 就差体制和结构的变化

　　接着，周其仁通过这两个经济增长来源的角度，对中国政府最近的保增长政策进行了评价。

　　第一，中国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经济增长。特别是从中国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以后，这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传统。即使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注意力不在经济方面的时候，中国政府也把很多精力放在经济增长上。现在全球遇到了经济下行危险、金融危机，所以没有理由说中国政府在这个关头会对经济增长的注意力减弱。

　　第二，中国政府动员经济增长的能力，也没有问题。刚刚开过的两会已经表明了，这些数据已经公布，无论是财政的、货币的，还是实体方面的、产业方面的，都可以进行大量的资源动员，可以投放到这个经济过程当中去。特别是两会结束的时候，中国总理宣布，已经有足够的“弹药”，随时可以启动新的经济刺激的方案。

　　第三，中国保增长这个政策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政策实施当中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因为在中国很高经济增长的时候，技术、结构、体制的变化还不那么如意。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成为当前的紧急问题的时候，中国政府还有没有足够的精力放到第三个侧面上来？

　　推动体制和结构变化的三个难点

　　就上述的第三点，也就是，能否动员我们的体制有更大的变化，动员我们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动有更大的变化，有没有足够的注意力，有没有足够的实质的政策投入？周其仁的看法是，中国作为转型的经济，在这个领域还是有巨大的潜力。他举出了三个原因。

　　第一，中国从一个庞大的、高度的依赖外向的经济转到内外比较平衡，特别是更好的为内需服务，这里面就面临很多体制的障碍。我访问过一些做外销的公司，他们的概念，外销的生意非常好做，只要给国际上发货，交易的费用是比较低的。但是同样的企业经理，同样企业家的能力，或者生产能力，转为内销，虽然从30年前比有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是很麻烦，很多做惯了外销生意的公司，甚至不再想做内销生意。我们在契约、市场环境、各地政府的服务方面，还有大量有待改善的东西。这一点是在保增长当中非常重要的。另外国际形势、国际市场，到底什么时候回来，我们难以控制。作为这么一个大国，这么多的外向依存度，早就指出不是太安全，因为经济增长的目标最终还是提高本国人民的福利，这个领域我们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无论从税收制度，到政府的服务制度。

　　第二，中国庞大的就业面临外销下降，这成为很大的一件事情。我想就业除了往经济系统里投放更多的资源以外，也包括体制方面的改变，才能够增加就业的容量，尤其是要扩大创业的程度。这一点是中国30年经验证明的。如果当年没有乡镇企业的开口，不会有一亿农村劳动力找到新的就业机会，如果没有在外汇、外贸这些领域大刀阔斧地改革，我们不可能容纳上亿的劳动力做外向的销售。现在要转向更平衡的发展，所以在国内的就业、创业制度方面，还要进行深入的、实质的改革。

　　比如，今天在座任何人，要注册一个咨询公司，在中国很容易，组织一般的经济公司，也很容易。但是，你要办一家医院，要注册一个大学，要办一家金融机构，要注册一个电讯公司，就不那么容易。甚至香港中环用比较简陋的方式在卖报纸的就业机会，在我们今天很多大都市也不那么容易。这些问题虽然不可以拿数量来描述，也不可以拿一次性投入多少钱来激动人心，但是它是实实在在带来经济增长的。

　　第三，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成为未来的经济增长的支柱。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有异议。但是中国今天的城市化，它的基础部分还有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土地的流动。这方面面临高度危险。因为当各方的利益没有得到很好平衡的时候，土地这个转让权的高度自由会有可能带来财产的侵犯。但是如果不让土地资源有更高的流动，我们的城市化、数亿农民就找不到地方转到更高生产力的部门去。这一类的两难问题，我认为都是中国保增长当中应该注意解决的。

　　概括起来，周其仁认为，支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投入相应的资源，这一点对中国来说不是问题。中国的保增长难点是在后一个侧面，就是怎么能够通过体制、技术、结构更大的变化，使我们投入到经济资源当中的动员起来的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来支持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不妨考虑“就业券”

周其仁／文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9年第5期 出版日期2009年03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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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后看春运的报道。铁道部说，年初六后，有15天全国铁路客流每天在500万人次以上；正月十五后，更有连续五天每天突破550万人次的历史记录，“今年返程客流高峰持续时间之长，创下春运史上的记录”。整个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1.9亿人次，同比增加10.6％。

这大体验证了以下判断：无论金融危机导致多少工厂关门、影响多少农民工失业与返乡，春节过后，返乡农民工的绝大多数，还是继续离乡进城。我的看法，在没有更系统可靠的调查资料公布之前，记下这点很重要，因为它指出未来应对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

改革开放30年，没见过如此“惊涛骇浪”般的失业报道。先是温家宝总理访欧途中，对媒体讲到约12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随后就是农业部的一项十省调查，推算全国失业农民工为2000万。官方公布此结果之后，从英国《金融时报》到美国《华尔街日报》一路转载，“2000万中国农民工失业”引起全球高度关注。有媒体更出惊人之语，声称中国失业农民工的人数高达1亿！

大家不免担心，这次大规模农民工失业下岗，将引发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大一波“返乡潮”。那次是一道命令就把2000万人从城镇清退回乡。连带来的，是对农村稳定的担忧、关于“在农村扩大就业”的建言，以及提高农村低保与农业补贴的设计。有的地方还叫停了土地流转，怕返乡农民工流离失所。

那些已有过离乡进城经历的农民工，到底会不会因危机而长期重返乡村，甚至从此“定居”乡下，再度延缓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呢？我自己不大相信这个前景。即便在40多年前，要不是行政强制力的作用，也不容易就把几千万人从城市送回农村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城镇总比农村有更多的机会。除非没有选择自由，人们为什么逆向而动呢？所以，我把今年超历史水平的春运返程客流量，看做一个间接的证据，表明绝大多数返乡农民工最后还是离乡进城。

问题是，重新进城的农民工能不能再就业？对此，有的媒体提出了看法，例如，那家爆出1亿失业农民工“猛料”的媒体，在节目中举证“中国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只能增加100万新的就业”。然后推论：就算2009年中国“保八”成功，全国新增就业也不过800万而已。是的，给定新增1亿失业农民工的天文数字，巨大就业缺口的悬念，还不玄上了天？

这种“分析”的缺点，在于忽略了就业量要受“相对价格”的影响：难道可以不管什么样的工价水平，GDP每增长1％，就一定可以带动多少就业量吗？没有那回事。工价不同，就业量也就不同。这样看，“就业”首先是一个微观问题。年前在几个地方听到，有农民工主动以降薪换稳定的就业机会。降薪当然不是好事，不过，比起失业来，还要好不少。况且，经济下行时，物价也下行，生活成本低了，调减工薪的净效果就要打折扣。这就是说，市场机能调节工价。工价调，就业量也就变。

但是，“法定工价”就没有那么灵巧了。眼下的例子，许多地方在去年的高通胀中提升了最低工资水平和社保扣除，后来，物价经历了“自由落体”式下跌，试问法定最低工资可以因此调减吗？答案是“难”。第一，难在法定程序，市价可一日数变，议事程序和结果岂可多变？第二，在经济萧条、失业人口增加的当口，再减最低工资和劳工福利，“政治上就不正确！”况且，危机时期政府采取的其他措施——提高低保和发放各种消费券——在客观上也产生不容调减最低工资和劳工福利的压力。

挑战来了：市场自发调节的机能，遇到法定工价就起不了作用。工价不调，就业量何以增加？以千万计数的下岗农民工，又从何得到再就业的机会？另外的门道，在经济萧条、情况危急的情势下，就不管法定工价那一套了吧？这也许就是时下不少地方明令“不要再给企业增加劳动成本”的意思。据此，我个人以为，2000万失业农民工的估计偏高。但“有法不依”也不是没有代价的。立了很多法，不执行，比“无法无天”究竟进步在哪里？

出个难题吧：能不能在法规的框架里，也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工价与就业量的机能？可以的。办法就是由企业与工人自由议定工价与福利，如果议得的工价与福利高于法定水平，执行就是了；若低于法定工价水平，由政府出资补到法定水平。政府的这部分出资，就叫“就业券”好了，含义是谁劳动补贴谁，怎么也比五花八门的“消费券”要合理些——不工作也派消费补贴，那“意愿失业”的人数真有可能冲天。■

本文地址：http://zhouqiren.org/archives/8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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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年中国GDP保8应无虞 2.4万亿并非不可及

　　南方日报 胡剑龙

　　昨日,在以“点亮智慧的地球”为主题的2009年IBM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表示,2009年中国GDP保8应该无虞。即便中国经济没有达到8%的增速,也可能是全球增速最高的,因此经济增长的质量应该更应该被看重。他还在会上强调,“冬天是反思良机,需改善深层次机制问题”。

　　“2.4万亿并非不可及”

　　当前中国GDP总量为30万亿人民币,所谓保8,就是今年实现2.4万亿的增长。周其仁教授表示,“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特别是目前各行各业都收缩的情况下,2.4万亿从哪儿来。另一个角度看,2.4万亿有困难,不是完全不可及的。”

　　业内人士表示,1998年外部经济也遭遇巨大的萎缩,但当时中国的国力远不如今,当年也做到了7.8%的增长。1999年、2000年、2001年就完全超过了8%。“保8虽然是很严重的困难,但是只要下这个决心,我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即便达不到8%,也差不多。”

　　此外,中国多年来一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在危机时刻也被多方看好。政府如果主动在民间投资,不是依赖于发钞票,而是依靠税收和国债。所以从量上看,2009年“保8”的任务应该可以完成。

　　“保8不意味着企业好过”

　　在2008年末,西方主流的经济预测机构一再调低对欧美国家的预期,其中,美国GDP负增长,欧洲也报负增长,执亚洲“牛耳”的日本经济更是一落千丈。因此,即便是6%或7%,或8%,中国也将蝉联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之国家。

　　周其仁教授表示,尽管经济增长8%,对于很多企业来说,仍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冬天。“我们看经验,10%增长率的时候,还是不好过。我们每个企业、每个投资家庭都会知道这是两回事,我认为最困难的就是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时候,怎么坚持这几年提出的要把‘好’放在前面,中国经济过去30年高速度的增长，但是是不是高质量的高速度呢？这个问题没有完全统一。”

　　另外,周还称,在经济过热的时候没有时间思考增长的质量,冬天将是一个良机。

　　“中国需要主动调整”

　　周其仁认为,“不能简单地以为经济危机是一个临时的外部冲击,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要认真研究,特别是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机制上的缺陷是可以改善的。”

　　宏观总需求的抑制、依存度过高的出口以及过量的流动性,被周其仁视为给经济不景气埋下伏笔。2004年以后宏观总需求的变动,为了调控使它平稳,汇率机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外向冲得很凶,所以只好把调控作为重点,因此只能抑制。

　　同时,给外需让步,大量货物出口。“最近说美国储蓄率从多年的0回升到2%,这个对美国经济是增加了健康,而对中国来说,这对中国货物的订单,再加上现在的保护主义也有抬头的迹象,照这个潮流下去,这个世界会受到更大的冲击。”(胡剑龙)

把制度费用减下来——再谈治理矿难的经济分析

周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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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前本专栏分析矿难治理(见2005年11月21日40版《治理矿难的经济分析》)，得出的认识可以一般化。恰好一位财经记者朋友读后提问，我看问题不得要领，知道这样重要的题材自己没有写清楚。既然问题重要，再谈一次吧，以后看情形决定怎样一般化到矿业以外去。

问题是这样的：举凡一项经济活动，必定要支付代价。在竞争中无可避免要支付的最高代价就是成本。当人们呼吁，我国经济活动的劳工待遇偏低，环境和资源补偿严重不足，非大幅度增加这些开支不可的时候，我们要讨论，这种加、加、加的要求，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如愿而不严重损害经济？

矿难的实例，让我们看到在分析上还大有改进的余地。我同意目前我国采矿权的分配是问题的经济根源。分歧在于，现在看似“低成本”就可获得的采矿权，实际上很昂贵。因为目前的矿产资源，虽然法律上属于全民，实际上由行政部门和官员控制。在采矿权有极高市值的条件下，人们不免为获得采矿权而竞争。没有公开竞价获得采矿权的体制，人们就暗中出价，收买实际控制采矿权的部门和官员，这就是“官煤勾结”的由来。这种“购买”并不合法，出价要高于公开合法竞价的水平，而为了保护非法得到的采矿权，还要支付更为庞大的维持费用。因此，采矿权的真实代价不菲，仅仅“看不见”或国库收不到而已。在经济分析上，其代价一定高于合法公开竞价下获取采矿权的代价。

这部分不易观察到的代价，一旦被纳入了“暴利”的范畴，就不免引人遐想——既然私人业主收买干部的钱财来自暴利，那么只要铁下心来，罚罚罚、抽抽抽、关关关，搞他一个“倾家荡产”（李毅中语），应该没有余钱再来搞“官煤勾结”了吧？

赞成对“无良业主”的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问题是在经济思维上，把私人业主用来收买控制矿业资源权力的种种开销，作为“利”（暴利）而不作为“成本”来处理，就大错。为什么这类开支是成本呢？上文定义使然——无可避免的代价是也。不妨用常识来推断一下：业主们“买权”的大把花销，难道不是开矿图利活动无可避免的代价？倘若买不到“采矿权”，设备、人工、技术没有用，市场订单也没有用。“买权”既然是非有不可的开支，不是成本是什么？

成本是在竞争中被决定的。“采矿权”是稀少之物，有市价指引，人们竞相争夺，你需他求互相竞争，最后由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出价”水平。这个准则，既支配公开合法市场，也支配各种非法交易。略为不同的，是非法交易难以公开叫价，信息成本要高很多。但重要的是，竞争定价的准则不可能被违反，正如非法交易也不违反地球引力一样。获取采矿权的竞争越激烈，“官煤勾结”耗费的总资源量就越大；反之则反之。给定竞取采矿权的激烈程度，收买矿权的开支就“均衡”在“最高代价”的水平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能省的都省了，付出的都是无可避免的最高付出。

这是奇怪的组合。“采矿权”在非法的市场上交易，劳力、设备、技术等等要素的使用权却可经公开合法的竞争获得。也许因此误导了人们，以为存在着两个准则截然不同的世界。我的看法是，交易准则是一样的，仅仅交易费用不同。“官煤勾结”的各项开支无论多么肮脏，同样服从“成本”规律——在竞争中无可避免的最高代价。只是由于非法交易，场中人还要“比赛”怎样“使黑钱”又不被曝光、怎样保住非法得到的采矿权。要注意，种种“额外的皮费”——制度成本也——也是在竞争中被决定的。

毋庸赘言，“采矿权”的获得是开矿图利活动的首要条件。无论在会计上怎样处理，为获得和保护采矿权的开支总居于企业开支的优先地位。由于采矿权的“供给”被少数行政部门和官员高度垄断，一旦市场需求升温，采矿权的租金立刻就会飙升。这部分非优先开支不可的成本，不但压住了矿业的安全开支，而且常常成为后者的替代。这是因为，非法开采权只刺激短期行为，没有谁会对缺乏稳定预期的采矿活动进行长期安全投资，正如没有谁用花岗岩盖违章建筑。

以上分析，要点是把“官煤勾结”的种种资源耗费作为非法市场上竞争决定的成本来处理。此分析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在现存约束条件下均衡出来的成本，不可能任由人们的愿望和意志就轻易改变。因此，当国家安全监管当局提出要增加矿业的安全成本、保险成本和资源代价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加、加、加，加得进去吗？

我的判断是，不容易加进去。因为成本，包括观察到的和不易观察到的，已经是竞争约束中无可避免的最高代价。强制而为，非加不可，也许是可以的，但经济的其他方面要付出代价。比如说，强制把成本加高到无利可图的水平，民间开矿的投资意愿就会下落。也许监管者因此高兴——民营小矿全部关门，安全形势岂不就此好转了。但那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部门立场，不是国民经济的立场。我讲过，民营小矿平均的产出份额不高，但在边际上重要。也就是煤炭市场的需求一旦变化，民营小矿的供给反应是最敏感的。讲了那么多年要关闭小矿，还是关不了，我以为是市场的边际变化一次次把他们重新激活的。赌咒发誓要把有市场需要的小矿全部关闭，国民经济岂能没有损失？

要在经济不受重大损失的条件下加大矿业的安全开支和资源补偿水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现存矿业成本里找到可减少的地方。是的，非减少在先，否则难以普遍增加。按这个思路看问题，现存矿业成本中为在非法、灰色和黑色市场中获得并保护“采矿权”的那些花销，是最有可能通过合法公开竞价过程“省下来”的。就是说，把“官煤勾结”的开销转为煤矿的安全成本吧。为此，必须釜底抽薪，根本改变开矿权配置的行政垄断，特别是官员的私人独占或寡占。这就是“治不了权和官，矿难不能治本”的由来。

补充一句，不可能有什么“帕累托改善”——不损害任何一人的利益而至少提高一个人的福利水平。本文建议的成本结构变动，可以改善许多人的状况，特别是减少矿工的死亡。但是很不幸，这不能不触犯矿权控制者在非法交易中已经并正在得到的巨大利益。积重难返，不可能靠轻飘飘的口号解决问题。目前的状况，让人担心矿难和安全事故会频频成为一种慢性体制病。

本文地址：http://zhouqiren.org/archives/489.html

　　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记者：马国川
　　来源：经济观察报 2009年1月19日 星期一

　　周其仁个人网站：www.zhouqir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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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接地气”

　　经济观察报：1996年你受邀回国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去国五六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你是不是感到有些隔膜？

　　周其仁：隔膜还谈不上，1993年后为了毕业论文，我也数次回国实地调查。但毕竟“离土”已经六年，自己的“实感”被岁月磨去不少，希望有机会补补课，接一点“地气”。好在回国不久，机会很快就来了。杜润生先生要我到山西参加一项从黄河引水到太原的大型工程的研究工作。水工，历来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点，多年之前我就有过兴趣。在当代，水成为“国家的公共资源”，产权界定的模糊无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结果是到处喊“水资源危机”，同时到处浪费水资源。显然，这是一个不应该放过的题材。1996年秋，我就和宋国青教授带了几位学生，直奔黄土高原而去。

　　经济观察报：这项研究进行了多长时间？有什么收获？

　　周其仁：差不多持续了三年多。因为有约定，至今我们还没有公开发表过一个字的报告。但是借着这项研究，我们对水权、水价、水市场、“国家工程”的决策与执行、以及国家工程的建设体制，对竞争、垄断（包括所谓自然垄断）等等问题，都有了一个比较透彻的理解。

　　这里得到的认识是可以举一反三的。譬如1998年以后我开始着手研究电信问题，最早的“感觉”就是与“自然垄断”有关的。基础电信网络似乎与大的供水系统一样，只能有一个网路才能保持技术上的“最优”。所以不少人认为，最顺理成章的体制，就是这类产业由政府独家专营。但是我们在山西供水工程的调查研究中，恰恰对所谓“自然垄断”带来的巨大成本有极深的感受。这提醒我们，理论上“最优的”制度安排，本身并不是没有代价的。问题是，黑板经济学家对真实的成本或代价所知甚少，所以他们推导出来的“最优”，一旦加入真实的成本之后，究竟还有多优，往往是个大问题。正确的思维，是对不同制度安排的不同费用进行比较：允许独家垄断有代价，打破独家、引入数家竞争也有代价，关键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三网合一、数网竞争》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事先不知道的是，中国为了进入WTO，正酝酿电信业的又一波开放。因为写了一系列电信问题的评论文章，结果我就成了“电信问题专家”。

　　经济观察报：网络产业经济问题和“水工”问题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

　　周其仁：其实，无论农村问题、水工问题还是电信问题，对我来说，区别只在于经济行为的技术约束和制度约束有所不同。至于人的经济行为本身，基本逻辑是一致的，所以通用的经济学就可以了，本不再需要什么特别的“专家”才能够加以解释的。刚才讲到，在电信开放的论战中，我对网络产业经济问题的认识其实来自于“水工”。后来放胆去“碰”教育、邮政、股市、医疗等话题，分析的基本线索都是一样的，只是各业的具体约束不同，“碰”起来多彩多姿，各有各的意思。

　　经济观察报：在“水工”之外，你还走进企业，对企业进行调查研究。此前你似乎一直关注农业问题，好像对企业研究用力不多。

　　周其仁（笑）：这是一种误解吧。对公司研究的兴趣可算由来已久。你刚才提到的那篇研究报告，就是1980年代农村调查研究的一个理论小结，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数亿中国农民卷入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在组织上不能只靠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更不能靠基于行政命令和强制力的国有组织，而要靠基于市场契约的公司。

　　经济观察报：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主要体现，基于市场契约的公司文化非常发达，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没有公司，有的只是工厂。

　　周其仁：计划制下的工厂并非基于市场契约的公司，而是行政结构的一个附属部分。即使回到计划体制建立之前，我国传统的组织文明也存在一个缺陷，那就是行政等级维系的国家组织比较发达，靠血缘亲情维系的组织也比较发达，惟独基于自由契约的市场组织远不够发达。所以，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把数亿农民卷进来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不但要面对计划体制的组织遗产，而且要面对传统历史的组织遗产。最重要的，是发展基于契约的市场组织。有了这个认识，我对“公司”的兴趣就经久不衰。在美留学期间，我对科斯的企业理论下过功夫，为回国以后开展的企业调查做了一些“家庭功课”。大约从1996年起，我就陆续获得进入中国企业调查的机会，包括济南的小鸭洗衣机厂、上海几家纺织系统的公司。我还“混”入联办投资管理公司，和那里的同事搭伴调查公司，前后参与了近20家公司的融资和改制的调查研究。

　　经济观察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改革的焦点。你对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了哪些问题？在哪些方面促进了你对产权问题的思考？

　　周其仁：我看到，传统国企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从来不承认“公产”要以公民的私产为基础。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行政命令、而不是靠自愿的契约把各种要素组织起来的。问题是，离开了在清楚的私产基础上发展的市场合约，难以支持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全盘公有化时代，财产的惟一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因为任何私人都不得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料的财产权利。公有企业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大量资源处于“公共领域”之中，刺激了形形色色的私人攫取行为，却无从充分动员保卫公有资产的力量。

　　经济观察报：2004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对几家内地公司提出的质疑，在网民和媒体的持续关注下，最终上升到对整个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争论。你也参与了和郎咸平的争论。

　　周其仁：产权改革并不是哪一个好事之徒策划出来的。如果传统国企有竞争力，谁想改也改不动的；如果其他的办法可以解决问题，“产权改革”根本就提不上日程。我对很多无谓的争论没有兴趣，因为常常只有热闹、却没有认识上的进步。但是，当有的舆论从指控个别公司改制侵吞国资，升级为“所有产权改革都在侵吞国有资产”，甚至声称不但要“结束‘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而且要“改变国家政策的方向”，把中国变成“大政府主义的国家”，我觉得就不能不站出来回应。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东北国营农场上山下乡以后，我对那种名义上是全民的财产，但实际上人们连对眼看发生的浪费和挥霍都无能为力的体制，早就有了实际的体验。那样的体制不改，中国经济怎么会有希望？

　　在国企的改制过程中，确有外部投资人、企业经营者与国资的管理官员利用权钱交易侵吞国有或者集体财富的事情。我一直在揭示这种攫取行为，认为这是改制走向邪路的现实危险。这里面的规律是,凡是含糊不清、未得到清楚界定的权利，总有人千方百计地下手“攫取”。传统公有制一天不改，花样百出的资产攫取就一天不会停止。要终结攫取，只有根本改革那种名不副实的传统公有制。因此我认为，叫停改革，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只能是延长国资被攫取的时间、增加国资被攫取的机会和数量。正确的选择，是坚持改制的方向，同时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

　　改革三十年：产权的重新界定

　　经济观察报：古人云“三十而立”。到今天，中国改革也迎来了自己的而立之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如何看待这改革的30年？

　　周其仁：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过去全盘公有化的计划体制其实是一套权利体系，当这套体系运转不下去的时候，它就要被重新界定。这就是改革。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把产权的重新界定，作为观察经济体制变革的一条主线。概略地说，我国产权制度变迁是分为四个层面展开的。

　　第一个层面，原本全盘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公有制，除了抽象的“全民”或“集体”，所有在其中工作、生活的有实际行为能力的个人，其实受到一整套具体的权利制度的约束。比如，农民在生产队里种地，每天要由队长敲钟集体出工，谁也不能自行其是。这就是一套权利规范。集体出工，吃不饱饭，怎么办？中国改革找到了一个朴素的方法，就是通过承包合约把行为的权利——包括责任和义务——重新界定到农户。农业承包以及后来的工商业承包，其实就是在这个层面把权利重新界定了。

　　经济观察报：第二个层面呢？

　　周其仁：第二个层面，通过承包划出的私人使用权，又发展成可转让的权利。就是说，从使用权变为转让权。这当然引发更复杂的问题，比如转让的范围、转让的规则，以及转让价格的形成。其实，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以资源的转让权为基础的制度。一般讲，市场经济就是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那么什么是价格机制呢？无非就是有人喊价、有人还价，然后成交或不成交。这里，“喊价”和“应价”首先都是一个权利，要是没有喊价权和还价权，“市场价格”又从何而来？价格位置资源又从何谈起？所以，中国产权改革的第二个层次，就是重新界定了转让权，包括定价权、喊价权与还价权。在转让权的基础上，资源配置就开始上了市场经济的轨道。

　　第三个层面，改革开放重新承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比如可以自由找工作，双向择业选择，就是承认了劳动者不但拥有他自己的劳动能力，而且可以由他本人决定是不是
“卖”出去。“企业家才能”也是一种生产性资源，个人可以与其他要素的所有者订立合约来创办民营企业。这一点，对中国生产力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如果没有这个层次的权利界定，当年的陈志雄就不能去养鱼，年广九也不能搞“傻子瓜子”。这在当时都引发了大争论，要邓小平、胡耀邦直接干预才没有一棍子打下去。回头看，如果不承认这个权利，怎么会有后来的经济局面？怎么会有这么多产品生产出来、销售到全球市场上去？谁想得到，柳传志领导的联想能从计算所的传达室打到了纽约去？马化腾这么个年轻的后生就
“抓”得住几亿中国QQ客户？马云立志为中小企业服务就真的心想事成？

　　第四个层次，无论是承包来的、转让来的，或者重新创造出来的私人产权，都可以在自愿的前提下通过一个合约，形成“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过去的公有制绝对排斥私产，但股份制却以私产为基础，通过一个合约而形成“公司”，也就是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来容纳相当一部分生产力。没有这个层次，资本市场从何谈起？现在“公司治理结构”的那一套学问，就是如何实现“私产公用”的经验与理论总结。

　　经济观察报：你所说的这四个层次，就是中国不断地重新界定权利的过程。

　　周其仁：中国值得庆幸的地方，是逐步从僵化的教条走了出来，从实际出发，选择重新界定权利的道路。至于这个权利界定过程，先走哪一步，再走哪一步，是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边试、一边看，最后把稳定的权利变成法律，变成了一套长期的章法。

　　不应忘记，邓小平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方面的巨大贡献。在我看来，邓小平做对了三件事：第一，他把国家政策推向了为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创新活动提供合法承认的正确方向；第二，重新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经济舞台；第三，重新认识“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如果用最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会被写入历史。

　　经济观察报：但是对中国为什么会取得如此成就，人们有不同的解读。比如国际上一种流行的意见说，中国就是劳动力太便宜，才有国际竞争力。国内不少人也相信这个解释。

　　周其仁：我一直不同意这个解释。我提出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劳动力难道不是更便宜吗，可是为什么那时中国的产品远没有今天的国际竞争力？从道理上看，劳动力便宜是要素有竞争力，但要素不会自动变成产品。把要素变成产品，要经过组织和制度，过去由于体制不对头，中国的要素固然便宜，但组织和制度的成本极其高昂。中国在开放下的高度增长，真正的秘诀就是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制度和组织成本。这就使得廉价劳动力的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中国的农民、工人、技术员、企业家，地方和整个国家才一起发力，并经由个人学习曲线的提升，把产品越做越多、越做越好，才在全球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这就是说，重新界定产权显著降低了制度成本，刺激了持续的经济增长。正如科斯所言：“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国的产权重新界定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也奠定了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

　　改革与腐败赛跑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的产权界定路线，这样的路线有何利弊？

　　周其仁：重新界定产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哪一个方面的问题严重了,就先动一动；过不下去了，就先改一改。这也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权利界定不是全面的齐头并进，而是不整齐、不均衡推进的，远远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厘定、约束与保障”。这样，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矛盾和冲突，需要在不同的权利之间重新建立平衡。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难点。从体制目标来说，产权安排必须是普遍的，不能保护了这一方，就侵犯了另外一方。经济自由是有边界的，起码是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否则不可能有持久的秩序，改革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问题是，渐进的改革过程，却在有的方面走得快，有的方面走得慢，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滞后。

　　现在大量的实际问题，包含严重的环境污染、农地征用、矿业开采、旧城改造、山林经营权确定，以及行政垄断行业、政府职能转变等等，似乎很难取得突破。这些问题难就难在权利怎样进一步得到清楚界定，其中最困难的一点，是产权界定的自发活动，能不能及时得到拥有合法强制力的国家的承认？没有强制执行的“产权”，不可能成为市场秩序之源。

　　经济观察报：这里面有一个悖论性的难题——要求合法强制力提供产权界定的公共服务，但社会怎样约束、监督合法强制力不被滥用、私用而使产权界定过程变形呢？

　　周其仁：这的确是一个关键。中国的经验说，没有简单的解。当然总思路也可以说有了，那就是法治，即所有人，任何机构，都要服从同样的准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此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这是尚未解决的一个重大任务。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行。但是强大的国家权力，怎么保证在公共服务的轨道里运行，怎样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是我们的历史传统没有很好回答过的问题。改革遇到的挑战是：权力参与、渗透到了产权重新界定的过程，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腐败。

　　经济观察报：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意味着限制权力即合法强制力不被滥用。也就是说，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周其仁：邓小平1980年就讲过“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但那时还缺乏可操作的细节。到了1986年，经过8年的改革，他看到了不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便很难深入，改革的成果也得不到保障，就开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三大通过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但还没等到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主要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完成的事业。

　　经济观察报：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但是在一些人看来，民主、法治并没有那么紧迫，中国不是已经利用“后发优势”发展起来了吗？而且相对于民主、法治这些似乎有些空洞的目标来说，经济发展也更为重要。

　　周其仁：“后发优势”是存在的，但也要当心杨小凯讲过的“后发劣势”。小凯不是不知道发展中经济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比如技术、资本、信息等方面到从先行发达的国家那里“借光”。但他想到更深的一个层面，就是由于存在着后发优势，能够分享“后发红利”，所以反而对制度改革掉以轻心，以为不改不是也很好吗。这样掩盖问题，实质改革提不上日程，等到毛病发作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经济观察报：杨小凯始终对“中国经济奇迹”有一点保留。

　　周其仁：产权的选择要受到很多其他制度安排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或政制的影响。因为国家是惟一掌握合法暴力的权威机构。如果国家行为不上轨道，私人产权就难以上轨道，整个市场的基础就怎么也不牢靠，或者歪歪斜斜的，难以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可靠基础。小凯当然看到中国经济成长的成绩，但他也认为，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国家、私产、市场等这一套协调分工水平不断提升的制度基础已经很稳固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小凯对“中国经济奇迹”有一点保留。他后来关注宪政经济问题，提出“国家机会主义”的概念，区别所谓“好资本主义与坏资本主义”，特别是上面提到的警告世人要当心“后发劣势”，都是由此而来。

　　事实上，因为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转型时期的的腐败非常严重。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不少披露出来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中国面临腐败和改革赛跑的挑战：如果改革的进展不能遏止腐败的蔓延，腐败不但可能吞噬改革的成果，而且将瓦解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成为终结改革的致命杀手。

　　经济观察报：现在似乎丧失了进一步改革的动力。

　　周其仁：现在的情况是，中国早已远离了饥荒，遭遇的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比过去为小，而中国经济的表现至今在国际上相当抢眼。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何在？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认为，继续改革的未来收益很大，因为从局部的渐进的权利界定，到发展成为普遍的权利界定，将进一步扩大不侵犯他人的经济自由，从而走向一个普遍约束权利、保障自由的现代国家。问题是，进一步改革的难度也远比过去为大。如何汇集新的动力，推进中国在30年改革开放后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是未来要面对的议题。

　　经济观察报：在面对未来的时候，人们往往习惯于回顾过去，近年来社会上就兴起了反思改革的思潮。

　　周其仁：反思在什么时候都有意义，不过不要把实践证明做对的事情再“反”掉。对于过去的改革还来不及完成的事情，我们要面对，积极创造条件解决。这样，中国就会继续保持活力，保持发展。无论如何，十几亿人要进入中等发达经济的水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不会平平稳稳的。

　　经济观察报：继续推进改革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如何推进仍然是一个问题。

　　周其仁：从历史经验里学习，是很有意义的。比如早期的农村改革说明，难度再大的问题，底层也总有人找寻解决问题的办法。包产到户并不是北京的领导人、领导机关或专家发明的，而是处在现实约束下的生产队里的农民先干出来的。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30年的改革，尤其是早期农村改革经验，也许为我们指明了未来改革的道路：尊重基层的创新实践，把国家权威用对方向，降低人们对制度变化的心理障碍、认识障碍，使得分散的、矛盾的个别利益合成一个建设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力量。 （全文完）

周其仁网站 [ www.zhouqiren.com ]
本文地址：http://zhouqiren.org/news/archives/759.html

　　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记者：马国川
　　来源：经济观察报 2009年1月19日 星期一

　　周其仁个人网站：www.zhouqiren.org

　　从完达山到北京

　　经济观察报：你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十年，对于底层社会有切身的了解，这对你后来的经济学研究有什么影响？

　　周其仁：我是1968年从上海到黑龙江上山下乡的。那时黑龙江的国营农场由军队管理，叫生产建设兵团。去了先在农业连队劳动，后来被分到完达山里狩猎八年，到1978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才考到了北京。十年下乡，使我有机会对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有了直接的观察和体验。如果说这对我后来研究经济有什么影响，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脑子里有很多挥之不去的问题。

　　在完达山狩猎的年月，深山老林里就是我和师父两人，差不多样样自给自足。我们住的茅舍是自己盖的，吃的食物不是从山上打来的，就是小菜园子里种出来的。我的师父可能干了，懂得各种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在野外就是倾盆大雨之下也有本事点出一堆火来，他甚至还能自制洗衣用的“肥皂”和猎枪子弹！可师父的生活实在很穷，每件衣服都是补丁，至于山里人民公社的农民家庭，那就更是一贫如洗。比起我远在上海的父母，师父和农民们的本领显然更为高强——我的父母只懂一点专业，从来不会自制肥皂——可若论收入水平来，样样都会干的师父比只懂一点点的父母要穷多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当时的说法，那是因为城乡差别。可是，为什么城乡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别，我得不到现成的答案。

　　经济观察报：你在上山下乡期间读了些什么书？这些书对你的疑问是否有所帮助？

　　周其仁：记得到乡下后不久，父亲就开始不断从上海给我邮寄书刊。那时还是文革时代，就是“新中国”的出版物，绝大多数也成为非法，市面上的书少得可怜，可读的就更少了。没办法，家父就把一部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寄到了完达山。那本书很旧了，纸发黄，还是竖排本。翻译用的中文，与时下流行的中文又有很多不同。论经验基础，这本巨著讨论的是西方工业化发达的经济，开门见山第一句话讲到“庞大的商品堆积”——可在我生活的那个地方，方圆几十里全是寂静的山林，离我们最近的一家小杂货店也要在四十公里以外，而里面的商品也很少。我不过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应该读不了《资本论》的。可是很奇怪，还是把这部书读了下来。我想马克思本人不会想到，他的著作会在100多年后被一个远离现代工业文明、在深山打猎的中国青年阅读，并为这个年轻人开启了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的一丝门缝，带来了一个不同的参照系，使这个中国青年开始朦胧地打量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社会。

　　我还读了斯密的《国富论》，那也是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记得是1973年，家父从上海买到后邮寄到我那个没有电灯的山中窝棚。翻开来，卷首是批判性说明，可以不加理会的。也许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当局再“左”也不好意思禁止吧？读下去，我被这本书吸引，慢慢就知道，“分工水平”才是理解经济现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别的一个关键。

　　经济观察报：下乡十年，当地的农村有什么变化吗？

　　周其仁：总有一些吧。不过很多所谓的“变化”，就是“张书记开沟李书记埋”那一套，很热闹，更辛苦，可是财富并没有增加多少。知青下乡最大的贡献，我看还是改善了当地教育。因为相对来说，城市下乡知青的文化程度总还是高一点，知青当了农村中小学的老师，培养教育了当地的孩子，后来出了不少人才，带头走向外面的世界，这是知青带给当地最大的变化吧。

　　经济观察报：在满清时期，东北地区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后人写的《东北流人史》说，流人对当地的最大贡献就是提高了当地的文化水平。

　　周其仁：知青又何尝不是“流人”？在知青之外，还有其他历次运动中的“戴罪之人”，对当地的提升知识文化的帮助也很大。1977年我准备参加高考的时候，因为自己没上过高中，要自学补习。很幸运，那时我已经到了农场场部工作，遇到一个下放的右派，是水利工程师，他利用晚上教我高中数学，至今我还记得他是怎么给我讲“log函数”的情形。

　　经济观察报：1977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第二年你考入大学，算是脱离了底层社会的生活。

　　周其仁：遥想1978年早春时节，我站在北大荒农场的一只高音喇叭下面，一边听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如何填写志愿。本来不用任何犹豫，心目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北大，而我对于只凭考试成绩、不论其他的竞争是向来不怕的。无奈1977年黑龙江省的“土政策”规定，除了1966年的老高三学生，其他凡超过25岁的一律不得报考。那一年我已经28岁了，北京大学要不要我这样岁数大的学生呢？远在千里之外，我觉得毫无把握。思虑再三，只好放弃填写北大，最后按第一志愿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录取。

　　经济观察报：那时大学的气氛很活跃。

　　周其仁：1978年10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大学的气氛非常活跃，许多同学都有过丰富的社会阅历，大家刻苦读书，又不拘泥于书本知识。我常到其他学校去旁听课程和讲座，结识了不少校外朋友。在一个聚会上，我们听到了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所以农民只好秘密进行。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原来农村也存在迅速改变的路径！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当时，北京城里争论激烈。反对者责问包产到户的“方向”，支持者辩说包产到户大幅度提高了产量。我和《未定稿》的编辑王小强合作，写了一篇文章论证包产到户。该文起于一股不平之气：为什么增加产量的一定就违背“方向”了呢？文章写出来后，没有地方可以发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耕今先生把我们的文章推荐给1980年全国农业经济学会年会。记得会上一位什么权威专门找到北京农科院院长的秘书赵晓冬，质问这两个人是不是共产党员，赵答：不是。权威说，你总是共产党员吧，可不能理这两个家伙！

　　经济观察报：真是够刺激的。

　　周其仁：也许是下乡十年的经历，对农村的实际生活有直接的观察与体验，所以那些教条化的理论，一概不能吸引我们的兴趣。当时，类似我这种情况的老三届学生不少。气味相投的，就聚到一起读喜欢读的书，讨论喜欢讨论的问题。后来，我们自发组织了一个业余读书小组，大家关心学问，也关心时事，聚在一起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

　　很巧，当时人大经济系的资料室有位老师叫白若冰，没有上过大学，但对理论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也参加我们同学的读书活动。白若冰的父亲跟杜润生是战友，他去看杜润生的时候转述了我们读书会上争来吵去的一些话题。杜老当时官居国家农委常务副主任，竟然也对我们的议论有兴趣，把我们这些“毛孩子”约去交谈，听我们那些意气风发而又难免书生气的见解。1981年的早春，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其中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发展组”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两个研究机构的领导人邓力群和杜润生的支持。杜老在会上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业还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他是为了这么一桩伟大事业后继有人，才支持我们青年人自发汇聚起来的。杜老还要大家记住他的话：“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这是多少年后我们都忘不了的。

　　走上农村调查之路

　　经济观察报：“发展组”成立的时候，农村正涌动着改革大潮。

　　周其仁：“发展组”成立后不久，国家农委开具介绍信，还给了一点调查经费，我们就利用暑假到安徽滁县地区做农村调查。这个地方是1977年后全国又一轮包产到户的发源地之一。我们跑遍了定远、凤阳、嘉山等地的农村，详细调查包产到户的起因、做法、效果和面临的新问题。当地干部和农民向我们介绍这一改革的艰难历程，回顾历史上自发的包产到户怎样成为他们的“救命田”，要求包产到户长期化、合法化。现实告诉我们，一场深入的农村改革势不可挡。调查结束，“发展组”撰写的研究报告，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赞赏。他批了一大段话，说这个报告对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讲得一清二楚。后来还听到传达，他在中央会议上专门谈到，中央的经济决策必须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基础，要求各中央国家机关从有过下乡经历、又考入大学的年轻人中，抽选一大批来做调查工作。因为这个讲话，1982年的夏秋之际，“发展组”就成建制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我们尚未正式毕业就已经被“分配”了。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你们就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

　　周其仁：是的，正式毕业后，我们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此，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就成为我们的工作。“发展组”在建制上是农经所的一个研究室，但研究调查工作由杜老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直接领导。1985年，“发展组”的部分成员组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隶属国家体改委，留下的研究骨干继续研究农村问题，到1986年正式组建了“发展研究所”，直属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这两个机构是一套人马，主任都是杜润生。所以，我们从大学毕业前开始，就一直在杜润生指导下工作。杜老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科学知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思想开放、待人宽厚，尤其对年轻后生，从来就是循循善诱。正是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感召力和协调力。他从不在乎年轻年老，不在乎级别高低，不在乎身份来历，只要有好的观察、独到的想法，他就愿意听、愿意与你讨论。正是杜老的坚持，一批年轻人才被吸收到中央农村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

　　经济观察报：那也是你们离政治最近的一段时光。

　　周其仁：我是一个非党人士，不懂政治，很喜欢舒尔茨的一句格言，“关心时势，不热衷于政治”。不过机缘巧合，在杜老领导下参加了80年代五个中央农村“一号文件”起草的全过程。有一年文件搞出来以后，通过了相关程序，杜老精心修订文字，最后指派我和另外一位年轻人到国务院印刷厂担任最后的校订。平时很调皮的我们，也知道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等到文件付印，我突然想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来后我应该是不可以过目的！真的感谢那个时代，农民、基层和地方的改革创新源源不断，而执政党决策层由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导，主政者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经验基础上决定经济政策。我们这些年轻人生逢其时，在村庄田野和中南海之间来来回回，调查、访问、整理、汇报，不经意之间就走进了一个书本上没有的学问天地。

　　经济观察报：从农发组到发展所，都同中国政策的决策系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调研报告可以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为什么当时的一些决策者这么看重一个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研究机构呢？

　　周其仁：我理解首先是因为分权改革的需要。大家知道，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毛泽东去世以后，这种模式难以为继，开始了分权化改革的新历程。分权化改革要求决策者的眼睛向下，了解分散于各地实践的真实信息。但是，分权改革也使掌握真实情况变得越来越困难。八十年代中期后的北京和各个省城，形势讨论会层出不穷，就是因为改革推进之后，怎样准确估量形势变化成为正确决策的关键。在那个背景下，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信息和判断。从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分权改革开发出了一个决策信息的
“市场”，发展组/发展所的年轻人生逢其时，提供了一点农村社会真实情况，也提供了一点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创出了一小块招牌。

　　经济观察报：所以在八十年代，发展组/发展所很有知名度，而且颇有些神秘色彩。

　　周其仁：知名度不是炒出来的。一方面，这个研究团体在农村调查这一件事上坚持了近十年，另一方面也主要是借光于那个伟大的改革年代。因为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的改革有声有色，才使发展组/发展所的文章越做越气派。另外，我刚才也讲到，分权化改革战略本身要求有一个独特的信息和分析的市场。可能是刚刚开始的缘故，决策研究还不是那么普遍的，所以就有点你说的“神秘色彩”吧。

　　中国走出一条新路

　　经济观察报：从大学期间你就开始参加农村改革调查，前后持续了近十年。通过农村改革调查，你对中国农村改革有哪些认识？

　　周其仁：那时的农村调查，是直接为中央制定农村政策服务的，所以除了农民和基层组织的经济行为，国家行为也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观察和参与给我最基本的概念是，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是自下而上搞起来的。早在“上层”采取任何政策行动之前，分户承包集体土地的改革早就在农村底层开始出现了。我们现在知道最早的包产到户，发生在1956年下半年的浙江永嘉县，当时也得到了县委领导的支持。但是，高层不能接受，结果是县委书记李云河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久！1959－1961年间，包产到户出现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了全省40％的生产队，安徽农民把责任田称为“救命田”。所以，包产到户是被逼出来的。搞来搞去种田的农民连饭也吃不饱，那还不要改革？前几天原来农口的老人纪念改革30年，曾在广东省负责农村工作的杜瑞芝，人称“小杜主任”，讲了一句很好的话，“农村改革的第一动力是农民的肚子”——饿得不行被逼着要改革。

　　经济观察报：既然农村改革在1978年以前已经数度出现，为什么我们说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呢？

　　周其仁：农民自发的改革要有合法承认。因为包产到户在本质上是一个合约，农民和生产队约定，农民负有什么样的义务，集体给农民什么样的权利，农民及其集体又对国家有什么权利和义务。这个过程就是重新界定权利，即重新确定了一套行为的规范，各方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既然是合约，就有一个时效性问题，大家关心承包合约能不能长久，如果自发的改革得不到合法化的承认，那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动不动又变了，农民就不会有长期稳定的预期。

　　经济观察报：但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业文件中，仍然明令禁止实行包产到户啊。

　　周其仁：是的，那里还有“不准包产到户”的字样，但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指导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开始纠正错误的思想路线，重新强调实事求是。在这条思想路线下，人们可以想，过去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模式，讲到底都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的手段，绝不能倒过来，为手段而手段。前人写在本本上的东西、苏联做过的事情，不能变成教条。被实践证明是选错了的，要改过来。任何体制和政策，不管讲起来多么头头是道，效果不好就要调整和改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农村看，包产到户在几年内席卷了全国，一步一步得到了合法承认。其实，邓小平早在1962年就讲过，包产到户能多打粮，现在不合法，就让它合法起来。但1962年还没有这个政治条件，非要到了1978年后才行。回头看，这个合法承认过程也很有讲究。先是自发试验、由地方肯定。比如万里在安徽肯定包产到户，赵紫阳在四川肯定责任制，周惠在内蒙肯定两定一奖制，等等。至于那些不愿意承认包产到户的地方，中央也不强制，由他们去比较。等到很多地方都承认了包产到户以后，中央才开始承认。中央的承认开始也是一种局部承认，说哪些地区、在哪些条件下才可以包产到户。等到大多数地方的农民都选择家庭联产承包，中央文件才给予全面的承认。后来，更把政策承认升格为立法行动，全国人大通过了《农地承包法》。

　　经济观察报：你的意思是，包产到户开始是农民的选择，得到地方和中央的事后承认？

　　周其仁：正是。记得有一次向万里同志汇报，万里就讲我们就是奉行“事后承认主义”。农民和地方做得对的，就用国家的权威性给予合法性认定。包产到户从一年不变延长成三年不变，后来是十年不变、三十年不变，最后说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这个过程创造了产权改革的一个全新的经验。因为全盘公有制以后，究竟怎样重新界定农民私人的权利，是一个全人类都没有经历过的难题。

　　经济观察报：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周其仁：中国找到了这么一个办法。土地还是属于集体所有的，但把土地的使用权、种植权、收益权，最后连转让权都一起承包给了农民。这就走出一条路，在法理和意识形态严格禁止私人合法拥有生产资料的环境里，经由一个承包合约，重新界定出农户对土地的权利。科斯在1959年说，清楚界定的权利才是市场交易的关键前提。这听起来不难理解：要是一个东西不是你的，你怎么能拿出去卖呢？但是我想对科斯说，中国的经验表明，合约的过程同时就是界定权利的过程，两个过程是一回事。否则，“清楚的权利界定”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说，农民和基层自发的产权界定，加上地方和中央给予的合法化承认，共同成就了产权的重新界定。这个经验非常有意义，我甚至认为对整个人类都有意义，因为将来再走错路也不怕。担保不了哪天又有人要胡闹，再误入“一大二公”的死胡同，那至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走出来，预备下了一副可用的解药。

　　经济观察报：你多年来的研究重心就是公有制产权的改革与变迁，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产权理论的？

　　周其仁：经济学家喜欢说，没有选择，就没有经济问题。可是，当我开始对经济发生兴趣的时候，可观察到的经济制度似乎没有任何自由选择可言。在中央计划公有制的体制下，生产和投资由政府指令控制，人们不能自由择业，生产要素不能自主流动和重组；至于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更事关“方向和道路”，普通人不得问津。在那套体制下，有什么选择可言呢？

　　但是，在黑龙江下乡时，我观察到的，却说明看似不容自由选择的体制之下，人们还是顽强地在进行选择。那个现象，就是同一个农民在“公家地”与在“自留地”里的劳作态度判若两人——那可是同样的天气、同样的土地和同样的劳动力——劳动者在选择努力的投放程度。这是我学到的经济行为的第一课。当时我还没有可能问：在一切资产都归公的制度下，本来是由“公家”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可是，为什么私人仍然在事实上决定着向公有生产体系提供多少劳动、努力和辛苦？那些不合法的、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人权利”，究竟是怎样在法律上一切归公的经济里扎根的呢？

　　问题还没有清楚地提出来，公有制经济就开始了改革。农村的包产到户之后，城市国有企业出现了松绑、扩大自主权、承包以及改制，私人企业开始以“个体户”的名目重新出现，“外资”则在沿海地带登堂入室。几十年前被国家权力消灭了的私人产权，重新出现并生气勃勃地成长。为此，中国数度修订了宪法，以便与新的产权结构相适应。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在清一色的全盘公有制的内部，怎么就产生出改革公有体制的力量来？

　　经济观察报：那么，私产权利究竟是怎样从国家维护的公产制里产生出来的？

　　周其仁：计划公有制从法权上铲除了私产，主流意识形态几十年一贯地坚持“斗私”。可是，恰恰就在这样硬的约束条件下，产权改革还是在中国发生了，私产还是得以重建。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要认知这一点，思想和学术的开放有重要意义。1979年，我在旁听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组织的外国经济学说讲座时，第一次知道舒尔茨传统农业转变的理论，并以自己下乡的经验加以衡量与验证。后来，大约是1986年，我从当时四通公司发展部的朋友那里得到了他们私自影印的张五常的两本小书，通过他的中文转述，知道了科斯、阿尔钦等现代产权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与基本概念。根据我对这门理论的理解，“产权”并不像许多赞成或反对产权理论的人自以为的那样，是从人性为私的假设里自动推导出来的。产权是在竞争环境里对谋取自我利益的个人实施的一套制度性约束，而不同的产权约束对一个经济的整体交易费用水平有重要的影响。

　　当时，我对“交易费用”概念的感受不深，但对“产权界定”从看到的第一眼起就受到很大的思想冲击，因为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把多年来我自己观察和感受到的中国农村经验讲清楚了。为什么“自留地”？为什么“包产到户”？无非都是产权界定的中国称谓，内容是一致的，就是通过产权约束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激励。这个理论简单，远离教条主义，因为它在方法论上特别强调对约束条件的仔细观察和调查。

　　经济观察报：1986年你和戴小京合作执笔完成的研究报告《农民、市场与制度创新》，着眼点是什么？

　　周其仁：那个研究报告记录了我们对农村产权改革的认识。该报告首先提出，农户的土地经营权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表现”，如果“所有制的革新变化得不到相应的法律肯定，倒退也就难以制止”。同时，根据从包产到户推进到统购统销体制全盘改革的实践，这个报告还认为，农民家庭土地经营权的重建，使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体制变得不适应，因而需要根本的全盘变革。

　　1987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德姆塞茨教授的学生肖耿到发展研究所访问，我请他尽可能多带一些产权与交易费用的原版文献来。此后两三年，我们阅读肖耿带来的、以及我们能寻觅到的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诺斯和巴泽尔等人的作品。至今我还是分外怀念那时的生活方式：背上一书兜文献到农村调查，在观察、访问、座谈、收集资料之余，就是阅读和讨论。车马途中，则是思想神游的大好时光。当时我不能读英文，几位同事就翻成中文为我当“拐棍”。1990年秋，经GareJohnson教授的推荐，我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做访问学者。

　　经济观察报：做访问学者期间，你主要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周其仁：差不多还是自己在国内关注的那些问题。在芝大的一年，除了修一门本科级微观经济学和旁听了贝克教授给研究生上的入门课，我主要就是在图书馆内阅读。那时崔之元在芝大的政治学系，他很博学，我开玩笑管他叫“图书馆动物”，因为他熟悉芝大图书馆里任何一个角落的图书和刊物。之元给我很大的帮助，几乎每天都把有意思的读物介绍给我。不过对我影响大的，还是从传统农业转变理论基础上搞起来的人力资本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接触了巴泽尔（YoramBarzel）的工作，特别是他在1977年发表的关于美国奴隶制的经济分析。为什么美国南部和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社会中偶尔也有奴隶通过赎买而使自己变成自由民呢？巴泽尔的回答是：奴隶主行使其法律所有权的费用基于一个重要事实——奴隶的生产价值讲到底是由奴隶本人控制的。为了减轻这种费用，一些奴隶主就利用定额制来刺激奴隶劳动并降低奴隶主的监督费用，使一些能干的奴隶终于积累起足以赎身的钱财。巴泽尔的这项研究靠近我的问题：私产何以在排他性极强的全盘公有制里诞生？但是即便是在奴隶制下，奴隶人力的“私产”，也是在没有遇到国家强制力反对的条件下发生的。

　　经济观察报：做访问学者之后，你又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生项目，后来获得博士学位。这期间研读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周其仁：一个收获是，我认识到经济增长的一种基本要素——人力资源连同它的各种表现——是天生附着在个人身上的资产。个人在实际上控制着人力资产的发挥和生产性供给，这在任何经济制度下都是一样的。所谓市场经济，就是法律正式承认私产、特别是私产的转让权利的制度。这决定了人力资源在不同经济制度下得到不同的利用和发挥。我以为这是一个理论支点，有助于解释公有制下人们的行为，有助于解释公有制的改革，更重要的是，有助于解释在国家强制性剥夺和消灭私产制之后，私产为什么还能够得以重建。

　　怎么理解自留地和包产到户？为什么把地划给农民，他们的积极性才发挥了出来？很简单，因为农民身上的人力资产只有他们本人才能完全开动，他要不想好好干，任谁拿他也没办法。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改革，最后还是要把私人产权请回来？因为最重要人力资产总在人身上，努力、积极、责任、创造、学习等等，天然归个人控制。法律可以不承认私人产权，但那样的话，一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就不能充分发挥，全社会都受损。

　　经济观察报：你的求学也是由“问题主导”的？

　　周其仁：早就知道，自己当不成象牙塔里的学问人。也许这是经历决定的，因为我们这一辈人，先深入了社会，有了很多观察和思考，然后才有机会接受科学训练。这样，很自然就格外关心真实世界里的问题，倾向于到书本知识以外的世界里求解。所以我对在想象的约束下表现高超智力的学问没有什么兴趣，虽然那差不多是美国当代经济学的主流。中国文化传统也有一点影响，比如“行万里路、破万卷书”。经济学是经验科学，观察是基础的基础。对世事知道不多，观察很少，怎么可以成事？当然从演化的角度看，也许这样“问题主导”的求学方式有利于我这样的人避短扬长吧。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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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气低迷中的企业家行为

周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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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气低迷，是目前许多厂家面对的一个现实。本文试图提出，企业和企业家在景气低迷时期的行为，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这样的题目从何谈起？我想还是先从几个故事开始。

故事里面大有学问

第一个故事是冰箱的门。冰箱原来都有个门把——鼓出来的那么一个物件。但是你现在到商场里看，大部分冰箱的门都是“暗开”的了，就是没有门把了，只是在门的上边，开一道暗槽。这当然不是什么太大不了的发明创造。但是，对于住房面积比较小的许多中国家庭来讲，这个小小的改进有其功效。因为许多家庭希望冰箱有装饰功能，放在那里比较好看一点。没有门把的冰箱门，可以满足这么一点需要。事后来看，这件事平淡之至。但是对于第一个做出没有门把的冰箱的工厂来讲，就不简单。生产线要改，模具要改，其他设备要改，工人习惯的生产工艺和流程也要改。那么，谁在中国第一个生产出没有门把的冰箱来的呢？据科龙集团主管技术的陈福兴副总裁讲，是科龙。什么时间？1988年至1989年。为什么在那个时间？因为不景气。冰箱生产“过剩”，要竞争图存，不拿出点新的东西，商场和顾客如何会买你的账？你听，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意思了？企业为了对付不景气，加快了创新活动。你再问下去，果然就是科龙的一条发展线索。冰箱的门可以两边开，第一个也是科龙在国内生产出来的。门可以两边开，冰箱在房间里的摆法就多了。冰箱可以就着房间，而不是房间必须就着冰箱。什么时候搞出来的呢？就是前两年业内人士普遍抱怨宏观调控把经济调下来的时候。去年以来，市场更“冷”了。科龙的产品可就更“花”了。他们率先引进“热转印”技术，在冰箱门体上压膜制成大面积图案，高温成型，永不脱落。冰箱的装饰性更强了。

这只是讲了一扇冰箱的门。创新的背后是投资、技术改造和管理。科龙的轨迹非常有意思：每逢景气低迷就大手笔投资。去年、今年，科龙在成都收购成都发动机厂的一个车间，在西南建起一个冰箱生产基地。一家伙投入25亿元现金，把原来整个车间推倒。潘宁（科龙老总）的理念是，市场低迷，大家难过，我扩大规模，提高竞争门槛，等到下个市场高潮来到时，科龙已经准备好了。你总不能说，等市场热点来的时候，你才去推倒车间建生产线吧。潘宁讲的这一条，不是什么点子大王的秘诀，但就是很难做到。就是把这个方子告诉天下所有老总，也不是个个都可以照做的。在景气低迷时大投资，你要多么雄厚的实力、多么稳健的财务基础和多么好的信用!这样讲起来，后面的学问就大了。

第二个故事是酒。中国人早就知道“酒是陈的香”。但是，消费者买到的酒，究竟有多“陈”，从来没有成为我们这样一个酿酒大国里酒品的一个卖点。欧洲的酒不但“越陈越香”，而且“越陈越贵”。人家把酒的年头标在酒牌上了，多一个年头多一分价钱。现在国内也有标明陈酒年份的酒品了。第一个标明酒年份的是谁？据我所知，是古井贡酒。市场上有“五年古井”和“十年古井”等，年代不同，价钱不同，越陈越贵。什么时候有此“创新”的呢？1989年。市场低谷，连古井贡酒都不好卖时。从此消费者可以喝到不同年份的陈酒，多了一种口福，厂家多了一个卖点，增加了突破景气低迷的力量。

最近又有报道，上海两家很有名的超市，在国内第一个改变了跟供货商的合约模式。原来流行的是所谓代销制，就是你厂家的东西放到我这里来卖，商家只是代销，要是卖不掉，对不起了，你负担吧。但是这样一来，厂家对商家怎么可能一心？等到市场热起来时，商家竞争加剧，厂家就可以拿一把，轮到他做大爷了。如此循环，家家得到平均利润（或者平均没利润），谁可以出得头？上海的这两家超市“逆向”而动：偏偏在市道最不好的时候，主动跟上千个商品品质好的厂家签订了买断性合同——就是商家把产品买断，卖不出我承担风险。在低潮的时候这样结成的联盟，到商业高潮来的时候就非常可靠。这也是景气低迷时投资的故事。

最后一个故事，“永和豆浆大王”。这是一家台湾食家的连锁店，把豆浆、油条、小笼包、牛肉面这样的小生意，从台湾地区做到了美国。你在洛杉矶中国城“永和”的铺子里，可以喝到地道的中国豆浆。几年前，“永和”进军内地。北京海淀区三环路边上开了一家，墙上写的是“中国第26家”，卖的无非早先上海路边摊摊上的早点，但你看人家那个红火。就是在现在，市道不景气到了顶点，多少大小饭馆酒楼门可罗雀，“永和”一个卖豆浆的，绝没有什么“高科技”，冬天能把冰激凌卖得如此火暴，到了夏天还怕什么呢?

景气低迷另外产生的故事就不像上面的几个那么美妙。许多企业现在不是什么创新问题，更不是什么投资，而是活得下去与否的问题。关闭、合并、重组，工人下岗、老总下台、公司换旗，这些都不是好事，需要政府谨慎对待。但是，事情也有另一面。景气低迷是完成市场重整和企业重组的良机。市场出清劣质公司，多半在景气低迷之时。所谓竞争优胜劣汰，多半不在景气高扬的时候。试想，谁的东西也卖得脱手，萝卜快了不洗泥，你说谁“劣”谁“优”？但是，一个经济要是没有优胜劣汰，产品如何更新换代？经济结构如何优化？经营活动的质量如何提高？所以，市道越低迷，企业越两极分化。憋到一定时候，该淘汰的淘汰，该重组的重组，该兼并的兼并。要是日日景气，“六亿神州尽尧舜”，海尔到哪里去吃“休克鱼”，科龙又在何处可以精挑“生猛海鲜”呢？

经济萧条的正面功能

上面的故事都平常，谁也看得见。但是，联想到经济增长，我们对市场不景气的认识恐怕也要“重组”。过去讲经济萧条和危机，只有灾难的一面。政策上就是如何调节景气，防止损害。原来以为经济波动只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关，计划经济则可以消除景气循环，至少可以主动调整加以避免。现在反过来，大家认定西方发达国家可以成功调节景气，值得中国人学上三招两式。无论怎么180度地翻转运动，就是不能面对景气波动在古今中外都消除不了的现实（否则奈特的“不确定性”概念，怎么可以“活”到今天）。至于经济萧条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功能”，更被看做奇谈怪论。

但是，经济萧条对经济增长确有“正面功能”。妨碍我们看到这一点的，除了利益的原因，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推理。比如，“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的分类。依我之见，这个分类之所以没有道理，在于它假设市场里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是一样的。1989年，没标陈酒年度的古井卖不动，“五年古井”和“十年古井”买不到，问：古井贡酒是不是买方市场？1995年，单向开门的冰箱过剩，双向开门的冰箱短缺，问：冰箱是不是卖方市场？1998年，一般饭馆过剩，“永和豆浆店”短缺（否则为什么老是排队），问：饮食业是什么市场？三问下来，自知讲不清楚何谓买方市场、卖方市场。讲不清楚的原因，是分类概念本身有问题。冰箱、酒和吃食，每一个时期，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都同时存在，某一品种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过剩”了，另一种或多种同时“不足”。推广开来，人类的衣、食、住、行、用，无不如此。在最不景气的时候，也存在着“卖方市场”，否则怎么会有经济增长？企业家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这就是企业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家就是不断通过创新来制造“卖方市场”。这样的“卖方市场”多了，景气低迷就走出来了。

进一步要讲景气低迷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不免显得突兀。但景气低迷导致的重组和创新活动密集，驱动经济增长沿着结构更新、质量品质提高和技术、组织创新的路径前进，恐怕是经济生活中不争的事实。这里有两种机制。一是商业低潮大大降低了企业组织在市场环境里“存活”的临界值，客观上会把在经济高潮时难免带来的滥竽充数的企业和企业家列入“淘汰名单”。二是低潮时期商业世界激烈竞争的冷酷现实，会以“不创新就是死亡”的压力逼迫企业家发挥潜力。结果，“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越是景气低迷、难度非常高的时候，市场越可以识别出优秀企业家。从上面几个故事可以看出，很多出奇制胜的动作是景气低迷时完成的。最重要的学习是这个时候进行的，因为在这个时候逼得你非学不可。现在全球讨论东南亚经济危机，人们热衷于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学习机会似乎被忽略了：那些最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包括中国的），在急速的亚洲危机之中究竟如何应对？如何调整战略战术？如何创新图存的呢？

没有微观基础的宏观调控

凯恩斯以来，经济学家在景气低迷时呼吁政府运用经济政策刺激总需求、启动市场，但依我之见，把政府作为启动市场的诉诸对象，错得离了谱。我的道理是，政府是不可能直接提供突破“买方市场”的新产品和新服务的。能够提供这些的，只有企业和企业家中富于创新精神的那一族。诚然，政府对市场疲软（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流行语）的社会经济后果极为关心，并承担着很重的责任。但是，政府终究是生产不出不带门把的冰箱的，就像政府也从来没有向市场提供过一瓶“五年古井”一样。能够提供这些的，是企业，特别是“企业家控制的企业”。至于政府用多印刷票子的办法“启动”市场，除了为下一轮高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不会有别的效果。讲到底，除非有足够的企业和企业家创新活动，不以未来的高通货膨胀为代价，政府断然“启动”不了今天的市场。

财政政策又会如何呢？我的看法，离开了企业家的行为，财政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无法带动市场景气的。近十年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但相应的经济问题也日积月累。多少富丽堂皇的机场没有几驾飞机起降；多少漂亮的高速公路一年跑不了多少车。按照常识，我们不免要问：这些耗资巨大而又无人“买单”的“宏伟工程”，究竟到哪里去下账？流行的回答是，“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超前”。超前当然很好，问题是要谁来为“超前”付费？无人付费，如何超前得成？就是有人付费，还要问一问，这个“费”将来要不要还？如果要还，就要问，还本付息的财务基础在哪里，以及谁来事先估计、预测和决定？显然的道理，政府不合适来作这类决定，因为基础设施投资的还本付息期很长。政府定期换届，顾不了那么长。当期多修，政绩显著。但以后不能还，就会引起财政金融的麻烦。

现在不少经济学家说，为了拉动景气，中国需要一个“罗斯福新政”。这就是说，政府用税收修一批无须将来付费的基础设施。政府只是“投入”，而不是投资，因为根本不用还。这样既刺激经济景气，又形成一批“超前的”基础设施，岂不两全其美？按照传统的公共财政理论，政府用税收修公共基础设施，理所当然。凯恩斯以来，以财政政策刺激景气，为很多国家的财经精英们津津乐道。但是，有几点要当心。一是“无须付费”的东西，“需求”会无限；二是不以未来的收益为标准，项目合理性的标准就没有了——这两条使得政府“投入”的经济效果必定不好；三是所谓“无须付费”，最终还是来自政府从企业和居民那里课来的税。不景气时期，政府增加课税和开支，但企业居民的开支要减少，一进一出，对景气的影响会抵消。考虑到从企业居民“溢出”的收入转化为政府较低绩效的“投入”，经济不景气还会加剧。

更实际的问题是，我国已建的大量基础设施有待整合，“超前”而无人付账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少。“为了景气”，再由政府主导突击“超前”一批，老账未结又加新账，又找不到真正付钱的主，那样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国民经济承受不了如此“超前”。

因此，把市场景气低迷看成绝对的“坏事”，并诉诸政府“启动”市场是错误的。景气低迷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一个经济突破景气低迷并不难，难的是不以“预支未来”为代价。至于能不能在景气低迷的突破中提升经济生活的品质，真正达到经济增长，那就要各看各的气数了。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企业和企业家在市场景气低迷时期的行为。中国已经历多年的高速经济成长，数量上的GNP长出了一大块，但经济活动质量和品位的提高，与增长速度相比远不相称。当前亚洲的金融危机和中国的景气低迷，自有其形成的道理。如果今天可以快速为危机和景气低迷“解套”，那么它在昨天就根本不会形成。当景气低迷来临时，经济学家试图“教导”政府如何调控经济、启动市场、摆脱低迷。但是在看了一些杰出的企业和企业家在景气低迷时的行为之后，我不免要问，除了诉诸政府刺激景气之外，难道在景气低迷中真的别无他事可干了吗？

1998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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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周其仁：人类总有理想，但是这个理想不是过去就是将来或者就是在别的地方，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我想很可能是人类对自己的现状总是不满意，总是认为现实有缺陷、有问题，有待解决的事情，或者它可以改善、它可以辨别、它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拿我们中国来说，2008本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头，改革开放30年，国民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也成功举办了百年奥运，本来是一个大喜大庆的年份，可是2008还有很多让人不满意的地方，意外的不满意、意外的挫折；有过自然界的挑战，也有人类社会；有国际的，国内的；有难以避免的，也有事后看来是可以避免的，这些现实都让人不满意。

　　所以人类永远要从过去、从未来、从其他地方去找去点东西，解决现在的问题。

　　金本位时代能比较好的解决货币问题

　　我想这方面可以举的例子是非常多的，我讲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金融风暴。大家关注到金融风暴是因为金融形势上有很多复杂的变化，但是所有金融风暴或者金融海啸有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就是货币，美国发了太多的货币，全世界有太多的货币，所以在货币这个问题上人类或者人类当中一部分人总是在寻找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更好一点。一个思路，就是就是往过去去寻找比较好的解决货币的时代，这个时代确确实实是有的，就是金本位的时代。在贵金属货币的年代，从目前知道的经济史记载来看，就没有什么恶性的通货膨胀，因此也没有恶性的经济大衰退，不会有资产价格突然的冲上去，然后再下来，看不到这些。在贵金属时代，物价大体是平稳的，可以保持很长时间的平稳。我们今天让全球担心的，从华尔街到全世界，让人担心的力量在贵金属这个时代就很难观察到，所以至少有一部分经济学家曾经有过这样的主张，就是人类不应该再利用现有的货币体系，因为现有的货币体系，就是法定的、不可兑现的货币，一般掌控在政府的手里，由政府确定这个货币量放多还是放少。而天下各个政府，都可能被短期的压力所左右，所以这个票子不是发多了就是发少了，做不到像贵金属一样完全有自然的分布，有当时给定的技术开采力量决定它的供应量。贵金属的开采通常和过去人类经济时代的增长，一般来说是相匹配的，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技术革命，没有突然经济增长很高的机会，所以用于流动的货币量也不需要增加的那么快。但是这种回到贵金属时代的理想，至少到今天来看还只是一个理想，因为回不去，技术进步以后，科学革命，人类从农业文明变成工业、商业文明以后，光靠贵金属和人类开采贵金属的能力带来的货币的增长，不能满足经济货物流通的要求，这也是贵金属货币为什么到处使，到最后守不住的原因。可是你这样守不住，因为替代的货币制度就是由政府控制的法定不可兑换的货币，替代的货币制度麻烦就来了，不是这个麻烦，就是那个麻烦。

　　现实的货币制度还是充满问题和矛盾

　　所以我想讲这个例子是说明什么呢？理想非常重要，但是理想下要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所以慢慢的这些经济学家就开始探索其他的可能性，如果回不到贵金属时代，能不能用别的货币制度也能达到像贵金属一样的可靠，使货币的发行不要忽然多、忽然少，这个探索到今天为止还是在探索过程。有各种各样的理想是指向将来的，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一些国家适应这样的货币制度，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不同的别的主张。比如去年这一波美元带动全球高通胀的冲击，现在萧条是冲击走向一个节点以后的自然下落。仔细观察全球的通货膨胀率，2007到2008，有的国家冲的非常高，有的国家就冲的相对来说可控，中国大概在中间，最高的官方数字超过了8.7将近9，加上物价管制的因素，我们实际通货膨胀的压力会比8.7还更高一点。但是有的国家会冲到20%、50%，最离谱的是津巴布韦，不知道怎么去度量了，他的通货膨胀冲过百分之几百万。但是另外一些欧洲国家，也包括我们周边的韩国、日本，他的通胀指数在上一轮冲击当中就相对来说比较低。这里同很多因素有关，但是货币制度与某种变革是有关系的，会引进一些像美联储、央行通过基础利率的调控来控制货币供应量，会干脆选另外一个，就是把通货膨胀指定一个目标，用这个社会的民族制度、政府承诺的制度来锁定通货膨胀率。

　　所以从全球而言，现实的货币制度还是充满问题和矛盾，充满让人不满意，不但是2008让人不满意，我相信09年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还会让人不满意。但是人类不会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不是向过去借力量，就是向未来借力量，或者说你看，这个问题别的国家解决的很好啊，我们能不能学一学。我相信把理想和现实结合到一起，可能会变成一个比较积极的力量。其实货币问题也是一种特殊商品的质量问题，就是这个商品的质，这个货币的购买力，能不能保持稳定。

　　用低成本检验办法来加固人们的传统道德

　　推到更普通的商品，这个商品的品质问题就非常大了。2008年，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食品的品质、乳品的品质，这个讲起来可以伸到很高的道德要求，因为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所以我们也会往过去、往未来或者向其他地方去寻找力量，因为你看计划经济是有很多毛病，但是计划年代确实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计划年代再往前走，自给自足，任何一个农民不会给自己喝的牛奶里面去加三聚氰胺的，这个问题是很现实的。所以有很多所谓回到纯真时代去，回到那个好象不要有那么多你防我、我防你、造假、打假，监管再出现问题，但是这样面向过去的理想，不管它多么理想，我们回不去，因为自给自足，第一养不好这么多人口，如果没有分工，没有交换，没有一定的市场的发展，全人类不可能有60多亿人口。回到自给自足可以，现在很多人口就要去掉，怎么去法？自给自足只是低流量的经济，而我们社会的现实是已经有一定的分工、交换、市场，才有今天的人类社会，所以你回不去。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是有一些有趣的或者对我们的思维、思想方法有很有力量性的挑战的问题。

　　我在牛奶危机、毒品奶问题以后做过一些调查，在内蒙古访问过一些牛奶户，其中一户是有三千多头奶牛的牧场主，他说他20年前作为研修生到日本学习牛奶技术，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一种劳力的输出，发达国家工资很贵，他们缺乏劳动力，中国派一些劳动力去，一边干活，一边挣一些钱，同时学一些技术。这位姓崔的年轻人就去了日本北海道，他在一个日本的养奶牛户家里生活了两年，天天在那里跟他们一起工作。他回忆起来说，真是一种理想的状况，因为日本的牧民、养奶牛的互助对产品质量非常认真，认真到作为中国年轻人很难理解，日本奶牛也会生病，生了病也要打针，打针也会有抗生素，抗生素在牛奶里头也会有残留，这个都是一样的。但是日本的养奶牛户，打针以后七天绝对不能让奶进管道，绝对不可以交给乳制品厂的。他看到，有人在挤打针以后七天内的奶，这个牧场主差不多要打这个工人，所以他说值得中国人学习。我就再问日本人这么严格还有什么其他的道理吗？他说是道理的，除了大家养成的习惯、文化、道德以外，还有一套制度和办法，他的牧场也不大，一户也就养一百来头牛，一个奶罐车也要收很多户的奶才能够一罐，他们的办法就是每家每户的奶要留一个试管做样品，十户人家的奶放到一个罐车就是十个样品，如果没有问题就过，如果有问题就化验这十个样品，如果一家奶也问题，这一户养牛户就要赔其他九户倒掉的奶。日本人对产品质量的这种高度认真也不仅仅建立在一个挤牛奶给自己喝这种传统的道德水平之上，同样有商品交换，有分工，有利益计算，里面都可能发生道德问题，发生产品质量问题。所以要有一套适合于分工市场相一致的成本比较低的检验办法，用这个东西来加固人们的传统道德，使人们坚守较高的道德成本可以降低，不是那么困难。

　　不放弃对传统高品质、产品化高度发达年代的追求

　　这个例子我想给我的启发就是，如果回不到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年代，我们就要永远面对产品质量问题，无论是普通人生产牛奶，还是国家发行的货币，都有品质问题，都有商品名义和实质之间的差异，这里面回不到自给自足就要面对明天的现实。要把传统自给自足高品质和产品化高度发达的年代，同样不放弃加以追求，从中间找到一个现实的办法。我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意义的，无论是过去的理想、未来的理想，其他国家的理想，其他地方在我看来比较好的做法，都是有价值的，但它的价值不是孤立的，光是说过去多好、未来多好、别的地方多好，理想和价值是最重要的价值，是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稿件未经作者审阅)

　　货币与牛奶一样需提高品质来解决危机

　　来源：搜狐财经

　　搜狐公司年度品牌活动“2009新视角高峰论坛”于2009年1月8日在北京隆重召开。搜狐公司作为国内最领先新媒体，经历了2008奥运赞助商的特殊成长之旅，正在走向成熟。本次论坛我们邀请到众多国 内一线经济学家、企业家、社会学家和媒体精英，共同探讨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下面是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的主题演讲：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周其仁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周其仁：人类总有理想，但是这个理想不是过去就是将来或者就是在别的地方，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我想很可能是人类对自己的现状总是不满意，总是认为现实有缺陷、有问题，有待解决的事情，或者它可以改善、它可以辨别、它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拿我们中国来说，2008本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头，改革开放30年，国民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也成功举办了百年奥运，本来是一个大喜大庆的年份，可是2008还有很多让人不满意的地方，意外的不满意、意外的挫折；有过自然界的挑战，也有人类社会；有国际的，国内的；有难以避免的，也有事后看来是可以避免的，这些现实都让人不满意。

　　所以人类永远要从过去、从未来、从其他地方去找去点东西，解决现在的问题。

　　金本位时代能比较好的解决货币问题

　　我想这方面可以举的例子是非常多的，我讲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金融风暴。大家关注到金融风暴是因为金融形势上有很多复杂的变化，但是所有金融风暴或者金融海啸有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就是货币，美国发了太多的货币，全世界有太多的货币，所以在货币这个问题上人类或者人类当中一部分人总是在寻找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更好一点。一个思路，就是就是往过去去寻找比较好的解决货币的时代，这个时代确确实实是有的，就是金本位的时代。在贵金属货币的年代，从目前知道的经济史记载来看，就没有什么恶性的通货膨胀，因此也没有恶性的经济大衰退，不会有资产价格突然的冲上去，然后再下来，看不到这些。在贵金属时代，物价大体是平稳的，可以保持很长时间的平稳。我们今天让全球担心的，从华尔街到全世界，让人担心的力量在贵金属这个时代就很难观察到，所以至少有一部分经济学家曾经有过这样的主张，就是人类不应该再利用现有的货币体系，因为现有的货币体系，就是法定的、不可兑现的货币，一般掌控在政府的手里，由政府确定这个货币量放多还是放少。而天下各个政府，都可能被短期的压力所左右，所以这个票子不是发多了就是发少了，做不到像贵金属一样完全有自然的分布，有当时给定的技术开采力量决定它的供应量。贵金属的开采通常和过去人类经济时代的增长，一般来说是相匹配的，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技术革命，没有突然经济增长很高的机会，所以用于流动的货币量也不需要增加的那么快。但是这种回到贵金属时代的理想，至少到今天来看还只是一个理想，因为回不去，技术进步以后，科学革命，人类从农业文明变成工业、商业文明以后，光靠贵金属和人类开采贵金属的能力带来的货币的增长，不能满足经济货物流通的要求，这也是贵金属货币为什么到处使，到最后守不住的原因。可是你这样守不住，因为替代的货币制度就是由政府控制的法定不可兑换的货币，替代的货币制度麻烦就来了，不是这个麻烦，就是那个麻烦。

　　现实的货币制度还是充满问题和矛盾

　　所以我想讲这个例子是说明什么呢？理想非常重要，但是理想下要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所以慢慢的这些经济学家就开始探索其他的可能性，如果回不到贵金属时代，能不能用别的货币制度也能达到像贵金属一样的可靠，使货币的发行不要忽然多、忽然少，这个探索到今天为止还是在探索过程。有各种各样的理想是指向将来的，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一些国家适应这样的货币制度，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不同的别的主张。比如去年这一波美元带动全球高通胀的冲击，现在萧条是冲击走向一个节点以后的自然下落。仔细观察全球的通货膨胀率，2007到2008，有的国家冲的非常高，有的国家就冲的相对来说可控，中国大概在中间，最高的官方数字超过了8.7将近9，加上物价管制的因素，我们实际通货膨胀的压力会比8.7还更高一点。但是有的国家会冲到20%、50%，最离谱的是津巴布韦，不知道怎么去度量了，他的通货膨胀冲过百分之几百万。但是另外一些欧洲国家，也包括我们周边的韩国、日本，他的通胀指数在上一轮冲击当中就相对来说比较低。这里同很多因素有关，但是货币制度与某种变革是有关系的，会引进一些像美联储、央行通过基础利率的调控来控制货币供应量，会干脆选另外一个，就是把通货膨胀指定一个目标，用这个社会的民族制度、政府承诺的制度来锁定通货膨胀率。

　　所以从全球而言，现实的货币制度还是充满问题和矛盾，充满让人不满意，不但是2008让人不满意，我相信09年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还会让人不满意。但是人类不会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不是向过去借力量，就是向未来借力量，或者说你看，这个问题别的国家解决的很好啊，我们能不能学一学。我相信把理想和现实结合到一起，可能会变成一个比较积极的力量。其实货币问题也是一种特殊商品的质量问题，就是这个商品的质，这个货币的购买力，能不能保持稳定。

　　用低成本检验办法来加固人们的传统道德

　　推到更普通的商品，这个商品的品质问题就非常大了。2008年，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食品的品质、乳品的品质，这个讲起来可以伸到很高的道德要求，因为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所以我们也会往过去、往未来或者向其他地方去寻找力量，因为你看计划经济是有很多毛病，但是计划年代确实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计划年代再往前走，自给自足，任何一个农民不会给自己喝的牛奶里面去加三聚氰胺的，这个问题是很现实的。所以有很多所谓回到纯真时代去，回到那个好象不要有那么多你防我、我防你、造假、打假，监管再出现问题，但是这样面向过去的理想，不管它多么理想，我们回不去，因为自给自足，第一养不好这么多人口，如果没有分工，没有交换，没有一定的市场的发展，全人类不可能有60多亿人口。回到自给自足可以，现在很多人口就要去掉，怎么去法？自给自足只是低流量的经济，而我们社会的现实是已经有一定的分工、交换、市场，才有今天的人类社会，所以你回不去。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是有一些有趣的或者对我们的思维、思想方法有很有力量性的挑战的问题。

　　我在牛奶危机、毒品奶问题以后做过一些调查，在内蒙古访问过一些牛奶户，其中一户是有三千多头奶牛的牧场主，他说他20年前作为研修生到日本学习牛奶技术，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一种劳力的输出，发达国家工资很贵，他们缺乏劳动力，中国派一些劳动力去，一边干活，一边挣一些钱，同时学一些技术。这位姓崔的年轻人就去了日本北海道，他在一个日本的养奶牛户家里生活了两年，天天在那里跟他们一起工作。他回忆起来说，真是一种理想的状况，因为日本的牧民、养奶牛的互助对产品质量非常认真，认真到作为中国年轻人很难理解，日本奶牛也会生病，生了病也要打针，打针也会有抗生素，抗生素在牛奶里头也会有残留，这个都是一样的。但是日本的养奶牛户，打针以后七天绝对不能让奶进管道，绝对不可以交给乳制品厂的。他看到，有人在挤打针以后七天内的奶，这个牧场主差不多要打这个工人，所以他说值得中国人学习。我就再问日本人这么严格还有什么其他的道理吗？他说是道理的，除了大家养成的习惯、文化、道德以外，还有一套制度和办法，他的牧场也不大，一户也就养一百来头牛，一个奶罐车也要收很多户的奶才能够一罐，他们的办法就是每家每户的奶要留一个试管做样品，十户人家的奶放到一个罐车就是十个样品，如果没有问题就过，如果有问题就化验这十个样品，如果一家奶也问题，这一户养牛户就要赔其他九户倒掉的奶。日本人对产品质量的这种高度认真也不仅仅建立在一个挤牛奶给自己喝这种传统的道德水平之上，同样有商品交换，有分工，有利益计算，里面都可能发生道德问题，发生产品质量问题。所以要有一套适合于分工市场相一致的成本比较低的检验办法，用这个东西来加固人们的传统道德，使人们坚守较高的道德成本可以降低，不是那么困难。

　　不放弃对传统高品质、产品化高度发达年代的追求

　　这个例子我想给我的启发就是，如果回不到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年代，我们就要永远面对产品质量问题，无论是普通人生产牛奶，还是国家发行的货币，都有品质问题，都有商品名义和实质之间的差异，这里面回不到自给自足就要面对明天的现实。要把传统自给自足高品质和产品化高度发达的年代，同样不放弃加以追求，从中间找到一个现实的办法。我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意义的，无论是过去的理想、未来的理想，其他国家的理想，其他地方在我看来比较好的做法，都是有价值的，但它的价值不是孤立的，光是说过去多好、未来多好、别的地方多好，理想和价值是最重要的价值，是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本文由博客编辑转载，稿件未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