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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 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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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一搏 发展金融  

2006-03-15 16:10: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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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一搏 发展金融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周其仁
2006年3月14日 星期二 
 
去年六月参加浙商峰会,感受到众多浙商对“腾笼换鸟”战略的热烈响应。当时有一句话没有讲出来:浙江要放手一搏,把金融业搞得像制造业一样兴旺发达,为这个民营经济大省再上层楼,奠定可靠的基础。

历史经验说,金融业与其服务的对象生死相依、荣辱与共。为什么传统中国的票号钱庄盛极一时,但终究还是没有成就一个大气候?除开政治和国家稳定方面的原因,在经济上,基本原因就是传统金融的基础过于狭窄,服务对象无非就是朝廷衙门、达官贵人和农商买卖。水小鱼小,传统金融就挑不起经济大梁。

最近十来年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另外一种经验。制造业如火如荼,全世界因为海量的“中国制造”而不能不对中国人刮目相看。这说明,大国经济靠制造业才有看头。美中不足之处,是制造业在全球市场攻城略地的同时,中国的国有金融业却忙于处理坏帐、大案和危机。难道没有金融的鼎力相助,也可以搞起一个“世界工厂”的?

答案是“体外循环”──中国制造在国内大量依赖地下、半地下的民间金融,又借开放之光,充分利用了世界金融业的服务。远的不说,前两年中国公司在香港上市的融资量就超过了内地资本市场。近年香港金融和房地产业持续火暴,与那里开辟出服务于中国制造的金融通道大有关系。

这个模式──靠远程国际的正规金融和本地的非正规金融服务于制造业──可以持续吗?我以为难。制造业不是静止不变的,为之服务的金融业也不可能静止不变。以浙江为例,随着钱江大潮一般涌来的制造业革命的发生和扩展,市场机会变,竞争形势变,产业的成本结构也变。有限的土地面积──浙江人所谓“鸟笼”是也──要除旧布新,承载新的经济构造。原先“产蛋的鸟”呢?有的要升级,有的要换代,有的要迁徙。其实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差不多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不可能例外,只不过浙江起步早,更早领略这现代制造业的发展逻辑罢了。

“腾笼换鸟”不简单。有三件法宝离不开:处理巨量的市场信息,企业家的眼光和决断,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和实力。这三件事情,没有一样离得开金融。撇开技术性的说明,所谓“金融”,就是不断根据千变万化的市场信息,把资源不断配置给更有眼光和组织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这是熊彼特所说的“市场过程”,一定会不断的出错并需要不断的纠错。我们总要想明白:全部现存工业资产的重组,要通过无数次的资源定价转手、再定价再转手才能实现。离开了金融服务,没有任何其他机制可以有效地完成如此巨大而细致的任务。

尤其在浙江这样的产业分工链发达、市场合约网复杂的经济里,根本不能指望仅靠少数官员和专家自上而下就可以做好“腾笼换鸟”这篇大文章。是的,人们可以笼统地制定“以高附加值产业替代低附加值产业”这类原则。但是,“真理总是具体的”。经济一定要非常具体地来选择,究竟哪些产品和哪些项目需要替代,以何种代价来完成替代?一旦判断出错,又靠什么手段和代价来纠错?浙江的经济实践,早就不是靠大而化之的口号可以指导的了。

金融机构当然也要仰仗专家知识和判断。但是与政府以及大学的专家不同,金融专家的判断后面紧跟着钱。金融专家的判断是对是错,要受到紧跟其后的金融资本的升值或缩水的约束。在健全的金融体制下,产权、竞争和恰当的监管结合起来迫使金融机构对其判断负责──至少,他们对机会和风险的判断水准可以由数目字来显示。这个特征,使金融最适合扮演市场经济“看护神”的角色。

因此,我们看不到有任何其他产业和职业分工,能比金融对浙江的“腾笼换鸟”战略有更大的正面作用。如果说过去中国制造业的长腿和金融业的短腿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现实,那么,当浙江的制造业有了惊人长足的发展、并面临升级换代的历史机遇时,大搞金融就是正着。是的,浙江要放手一搏,大力发展金融。

不需要说明健全的金融比制造业面临更严格的约束。不过比较起来,浙江积累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除了上文提及的制造业高度发达、面临“腾笼换鸟”的巨大市场需求之外,在供给方面,厚实的民间资本积累,活跃的民间金融活动,以及整体优良的金融生态环境,浙江在全国皆名列前茅。把这些条件组合到一起,人杰地灵的浙江是当今中国最应该大展金融拳脚的地方。

两个现存的薄弱环节,也指示了浙江金融发展的入手之处。第一,民间金融的合法化程度很低。浙江要抓住国家金融管理当局对民间金融的看法转变、民间金融可能合法地登堂入室的大好时机,率先完成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和制度化,以国家法律的权威形式为民间金融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提供制度保障。我认为做这件事情的“回报”甚高,主要根据就是制度化的民间金融可以强化交易各方的稳定预期,从而显著节约金融市场的交易费用。

第二,金融对外开放程度低,与浙江制造业“开门就是全球市场”的地位很不相称。不是“市场换技术”那样简单的算盘。金融讲究的是处理信息的独到角度和方法,讲究的是品牌和品位,是交易合约的选择和创新。这些都不是一日之功。为了节约本土金融家的学习成本,浙江要下决心引进更多国际一流的金融机构。

这两件事情都不是靠民间自发活动可以完成的。比较起来,杭州城里的有识之士,责任更为重大。最后讲一句题外话,浙江已得到“最佳金融生态环境”的美称,要拿来作为率先完成民间金融合法化和实现更大程度金融开放的筹码,千万不要变成束缚自己、坐失良机的符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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