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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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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 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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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过剩”的原因  

2006-01-05 07:45: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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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其仁 
   “产能过剩”不过是一个新说法。过去大家耳熟能详的“低水平重复建设”、“过度投资”、“恶性竞争”以及更久远的“一放就乱”等等,指的其实是同一种现象。这就是,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市场的需要。派生的现象是,产品杀价严重、企业亏损增加、产能大量闲置。多少年了,批评、警告、指责外加随之而来的各种措施,“产能过剩”依然故我,总有什么原因吧。
    计划时代的情形,不谈也罢。反正没有消灭“产能过剩”。1960年代初2000万劳动力从城市和工业重回农村,原先配置给他们使用的产能,还不是过剩和闲置?多少次经济调整,要政府出手关停并转企业、指令销毁生产能力,不是“产能过剩”又是什么?也不要笼统地说都是权力下放、地方乱来的结果。如果高度集权可以解决问题,权力下放又从何谈起?
    根本的困难是不容易事先算出社会需求。人们顶多只是在“猜”社会将需要什么和需要多少。是的,“猜”——事先的估计与事后的结果必有某些出入。也请读者注意这个“将”字。投资的决定现在就要做,要过一个时期才形成产能,再过一个时期才有产出。就算做投资决定时“猜对了”,市场需求也可能变;何况猜对谈何容易。
    二十世纪在全球相当范围试验过“事先调节供求”的计划体制,一时猜对的有,但普遍、长期搞对头的,没有见到。说“贫穷的社会主义”,缘起“贫困的计划经济”。问题不是事先猜不中——没有任何一种体制可以事先完全猜中的——而是在计划制度下,猜错的、投错的,无论怎样错得离谱,统统人民埋单。
    市场体制当然也不能完全消除产能过剩,因为“猜错”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不过市场试图约束投资出错,尽可能减少猜错和投错的后果。市场的第一招是分权投资、分权决策。集权“猜”,猜中了固然很好;万一不中,后果就特别严重。分权体制首先是你猜你的,我猜我的,在阿尔钦所说的“发散的信息流”中,鼓励各方参与“猜需求”的大竞赛。
    市场体制的第二招,是奖惩分明。猜对了需求的投资,在市场体制下可获很高的回报,甚至高到与资产形成的“成本”完全不相干。猜错了的呢?投资的市值缩水再缩水、直到血本无归!这就是说,分权的投资决策要受制于产权——动用的投资资源要有清楚的产权边界。投对了,由谁来领取奖励并消受成功的喜悦?投错了,又由谁来接受惩罚并承受后果?只要奖惩分明的规则在重复中坚持,人们在决定投资时就不得不“事先”考虑后果。在这个意义上,过去说市场经济完全是一种“事后调节”的体制,恐怕偏得相当远。
    转谈目前中国的“产能过剩”。仍由政府部门和官员“安排”的投资,出了错,国库、银行、股市负责赔,所以错、错、错,赔、赔、赔,多、多、多,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问题是,目前严重发生“产能过剩”的行业,并不是由清一色传统国企组成,许多民企私企也很不少。这些产权边界大体清楚的企业,为什么也热衷于参加产能过剩的游戏呢?即便有银行贷款可以作为杠杆,真要赔本的时候,自有资本的比例再低,赔掉了就不心痛?
    想过很长时间,没有好答案。去年6月,机缘巧合,到常州铁本访公司创办人戴国芳。其时戴已遭牢狱之灾,我们的谈话是在当地看守所进行的。交谈时断时续,不是很顺利。这位捡拾废钢出身的农民企业家,讲到家庭命运悲从中来、泣不成声;要把话题引到有关钢铁的事务,他才目光有神,侃侃而论。
    整理和戴的谈话,有三点重要:1、钢铁产品的市场需求有起伏,起落之间的规律不是戴和他的公司可以掌握的。但有一点清楚,戴从来靠抓住市场机会起家,错过了满足市场需求的机会,什么都谈不到;2、戴把行业内占有相当份额的公司作为参照系,他细心比较这些企业的吨钢成本、建高炉和码头的成本,与自己公司实际可达到水平的差别;3、戴做投资决策不看市场总量,只看相对竞争优势。他认为无论市场需求的总量怎样变,只要自己拥有成本优势不变,就不可能被挤出局。
    在严格的经济含义上,我并不完全赞成戴的主张。他如数家珍般道来的,某某公司建一座高炉,投资10亿,某某投5亿,铁本只要3亿——即便核实无误,也不能证明铁本就拥有成本优势。投出去的钱,覆水难收,“沉没成本”再不是成本也。10亿也罢,3亿也罢,建了高炉就不能产芯片,转卖出手不值钱;继续生产钢铁,“成本”就是放弃转卖设备的收入。仅此,没有谁有什么成本优势。当然,这点理念上的误差对一位实业家无伤大雅。历史上投10亿建一个高炉的,拖累大,再向银行举贷不如投3亿的来得容易。如是,后者当然拥有成本优势。所以,把所有因素都考虑到,戴的成本优势还可挽回不少。
    重要的是,戴启发了我。原来刺激后进入者大举投资的诱因,恰恰是行业内现存大量低生产率企业!在市场里滚了多年的人,怎会不知道“产能过剩”的可怕?他们只不过像戴国芳一样相信,即便发生严重的产能过剩,也是优存劣剩,出局的是投资和生产效率皆低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他们自己。是对是错,他们就是这样看的。
    这条“戴氏判定”,可以举一反三。比如目前我国“产能过剩”的分布,粗略看去,大体是三分天下。全部由国有垄断、政府定价的行业,产能过剩一般不严重,其中像电、油之类,还不时复发“短缺经济”的症候。在另外一极,即全部或大部由民营私营公司当家的领域,市场进出自由、价格开放的,也看不到严重的“产能过剩”。比如餐饮业,从来无须“产业政策”去关照,可搞得不错,关键是再也不容易找到头脑一热就开饭馆的“投资人”——除非他真的要和自己过不去。“产能过剩”最严重的,一定在以下行当:多种所有制企业一起上,市场准入不易退,政府干预频频。最近国务院关注的几大行当,钢铁、水泥、矿业等等,概莫能外;进一步的,家电、手机制造、(某种程度上的)房地产等等,也八九不离十。这是不是说明,目前我国的“产能过剩”,自有转型时期的特别诱因?
    事情还有另外一半。优秀的或自以为优秀的新投资者冲了进去,劣的退出来了吗?要是退得及时,就不会有严重的产能过剩了。退的难处何在?我们下周分解。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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