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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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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 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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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了,科龙  

2005-12-22 16:43: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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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其仁  

  最近读科龙的报道,被一个问题折磨:要是还由创业老总潘宁那一代人领导,科龙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知道历史不容假设,可忍不住就要那样想。因为对潘宁和当年的科龙有过直接的接触,有几句不吐不快的话,要写下来。

  第一次见潘宁,是1998年在成都。当时科龙到西南大展拳脚,收购一家军工厂的车间改建冰箱生产线。听潘宁的讲话,沉稳里透出豪情。当时中国出现通缩,经济景气“冷”得厉害,科龙偏偏在那个时刻大举投资,不能不触发我的好奇心。当面问潘宁,他只回答了一句——到热的时候就晚了。从此我对科龙就上了心。

  几个月后,河北省请潘宁给当地企业家讲话。得到消息,我凌晨起身从北京赶到石家庄听他的报告。还是那个风格,沉稳里透出豪情,阐释经营企业的核心理念——不熟不做。潘宁讲得仔细,河北企业家听得入神,我这个研究经济的更觉得“执到了宝”。午后,潘要赶北京的航班到香港,碰巧科龙的车子没有办妥进京证。我看时来运到,毛遂自荐说自己1986年就拿到驾照,不妨让我捎他走。没想到,潘总还真就上了我这个教书先生的车。

  回程路上下雨,我要集中对付路况,但还是有几句交谈。科龙1993年在香港上市,所以潘宁时不时要到香港出差。谈到香港内地企业经营环境的差别,潘宁在车上有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他说,在香港不需要结识官员,百分之百的时间可以用于市场和业务;回来呢,你非应酬不可!我想,从细部观察,中国的改革还有千山万水要走。从此我访问企业就多了一道必问的题目:多少时间用于市场,多少时间应酬官场?

  有了给潘宁当过一回司机的交情,次年我到科龙做调查就顺理成章了。潘宁完全不管我,想找谁谈就找谁谈;想问什么就问什么。记得在容奇镇住了一周,每天到科龙不同的部门访问。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潘宁创业团队里的陈总,最早的三只“容声”冰箱——也是国内首次生产的双门冰箱——就是他在1984年领着几个师傅敲出来的。陈总告诉我,那三只冰箱拉到香港技术鉴定合格,但要申请国内许可就难于登天。

  其间的千辛万苦按下不表,反正,科“龙”从90年代开始腾飞。到1999年,科龙冰箱产量265万台,年销售额58亿,利润6.3亿。就是今天,媒体里一片科龙的负面消息,我还是认为,将来的人要知道“中国制造”是怎样一回事,科龙当年的故事应该是一个缩影吧?

  科龙问题的根子是产权体制。1984年创办的公司,不是国有就是集体。但是实际上,“出资”的不只是镇政府的几万块钱,还有潘宁创业团队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市场竞争的压力使企业的控制权落在企业家手里,但原先的体制却不承认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合法权利。这种特别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创办的公有企业里普遍存在。不过,也正是市场竞争的压力,逼迫这类企业改制。

  但是1999年那次调查,我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地处顺德的科龙在企业改制方面如此缩手缩脚。读者可能知道,顺德是全国中小国有、集体企业转制的一个发源地。早在1993年,国有顺德糖厂资不抵债,靠卖设备发工资,逼得由员工出资持股“租赁”经营——“企业转制”由此诞生。是年底,顺德市镇两级工业企业的30%完成了转制。顺德政府顺势提出“产权明晰、贴身经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作为企业转制的纲领。

  科龙也转了制。先是员工认购了20%股权,后来又分别在香港、深圳交易所上市。但镇政府的实际控股地位始终没有改变。潘宁深痛恶绝的“应酬官场”,还是有制度基础。我当时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发明了“靓女先嫁”改制方略的顺德,政府还一定要在市场竞争激烈、潮起潮落的家电行业里,维持科龙公司的控股地位?问过潘宁和他的创业团队,也问过时任镇长的徐铁锋,他们都语焉不详。

  既然“政府控股”,有些结局就难免。就在1999年,因为“到了退休年龄”,62岁的潘宁从科龙下课——虽然从来没有清楚的论证,为什么企业家与政府官员一样到点就要退下。次年,科龙从上年盈利6亿变成报亏8亿;再次年,报亏12亿。2001年我又到容奇镇。潘宁一家远走高飞,据说再不想回来;陈总还是够朋友,送我一套他历年为科龙质量管理编写的技术规范,但明言“不谈科龙一个字”。真正物是人非!我心有不甘,不顾“礼仪”直闯科龙总部。见到了徐铁锋——他已从镇长变为科龙的CEO——正主持新买主的进入;楼上新董事长的办公室刚刚装修完毕。命运已定,还谈什么好呢?

  去年回应某些对企业改制的高调指控,评论到科龙案例,我是这样说的:“如果还是潘宁掌控科龙,或者在创业人时期就彻底完成改制,我认为格林柯尔入主科龙就没有那样容易。”要点是,因为没有彻底改制,才导致了科龙的下场。这其实是2001年我最后一次离开科龙大楼时的想法。

  疑团还是没有解决:为什么当年科龙不以潘宁的创业团队为基础完成改制?半个月前到顺德,我再次讨教。了解当年实情的人很难找了,科龙又一次风雨飘摇,不便打扰。看来又要再待来年了。不料临走时,当地一位朋友拿出一本《大道苍茫——顺德产权改革解读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送我。书的作者是大记者徐南铁,他交代了当时坚持政府控股科龙的原委——时任镇党委书记陈伟先生根本就不赞成顺德市“靓女先嫁”那一套。

  这位很有资历的书记并不完全反对转制,而是主张“留大、去小、转中间”。科龙在镇上一大二靓,当然不能外嫁。书中记录了陈伟当年的盘算:“科龙可以卖四五十亿元,还掉六七亿的贷款,还剩下不少。我这当书记的三五年可以不干活,日子好过得很。但是以后怎么办?”(第112页)他应该不会想到,仅仅几年“以后”,科龙只要三几个亿就被出让。他更不会想到,当年辉煌的“国家级”企业,竟然以今天这般面目出现在投资人和公众面前。

  无论当年的主政者现在怎么想,科龙的结局似乎是时也、运也、命也。欲哭无泪,让我道一句,可惜了,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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