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作品

昨天没有过多纠缠，开盘后不久便拿下了2930这个点位，也因此导致了其后的进一步上冲。过了2930，局部的小平台就被消化掉了，短线压力稍减轻，加上日K线图目前的形态及指标都比较好看，所以暂时没什么需要过多去担心的。

下一个短线压力位是2975，这个地方过去了，就绝对有能力重新和3000点再握手。而假定日后能上3000，我个人认为3000-3050一带仍然是需要警惕的区域，当然，这是后话。

四月份的解禁压力相当之大，加上技术面本身也存在调整的需要，那么3月下旬最后走一波诱多式的反弹行情，四月面临一些短线风险，本也是逻辑中的事情。

中国有一句老话水大鱼才能大，所以我今天的发言集中讲前面一个大，过去的市场、未来的市场，这个水到底有多大，未来的变化会怎么样。我相信企业，特别是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如鱼得水、水中之鱼，水大这个鱼的机会就多。本来是郭广昌在我后面讲，我讲水他讲鱼，结果他不讲了，不讲了，反正后面还有很多知名企业家发言，可以请他们多讲讲，不需要我班门弄斧。

　　中国这个水的特征是非常有特点的，总量非常大，而且未来的变化也是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我首先看看这个国民收入当中有一块东西越来越大了，这就是我们出口导向形成的一个叫做净出口。在我们每年越来越大的GDP当中，有一块东西是我们的出口减去了中国的进口，剩下来的那一块净的出口部分。这一块东西，我们在90年是510亿人民币，占当时GDP2.6%，大家看到97年是3500亿，04年是一万亿，07年2.3万亿，08年遭到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下还有2.4万亿。

当通胀压力增加，或者资产市场价格陡然上升之际，央行加息就成为一招应对之道。为什么加息就能对付通胀和资产价格飙涨呢？道理或许是这样的：利息乃货币之价，加息等于给货币加价。一般地说，货币之价增加，对货币的需求量就减少，人们少借债、少花钱，购物或购买资产的 “买压”降低，上冲的物价被釜底抽薪，市场就可平稳下来。形象一点说，加息等于给货币老虎丢出一块大一点的肉，好让那厮待在笼中，不要跑到市场上来乱咬一气。

　　这套 “安虎策”，说起来是国际惯例。不少读者看过格林斯潘的回忆录 (《动荡年代：一个新世界的冒险》)，对这位1987年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刚上任不久就做出的加息决定，不可能不留下深刻印象。那是美联储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加息后的第一次加息，1987年9月4日做出的决定，加息幅度不过50个基点 (从5.5%到6%)。最初商业银行的反应是相应调高主要贷款的利率——一如政策预期，

最新公布的中国广义货币量，达到68.8万亿人民币。这是今年8月底的数。对应的经济总量是多少呢？目前还只有上半年我国GDP的统计结果：总量是17.3万亿。下半年GDP还会增长，广义货币也会增长，放到一起来估计，到今年年底我国的广义货币有可能等于年度GDP的200%上下。

这是两个不可直接比较的量。广义货币（M2）是存量，因为货币发出去一般不会消失，所有以往发出来的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拿出来购买商品与服务——除非发生像朝鲜那样的政府翻脸不认自己发出来的货币的大事件。GDP是流量，代表一年之间新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两者的联系是间接的，因为正如本系列评论反复提及，货币别无他用，主要功能就是为商品与服务的交易提供服务。一个经济转起来的时候，需要多少货币参与其中，流量与存量之间总有一个合适的比例。

也是以前提到过的，不少发达国家的货币指数 （即广义货币占GDP之比）

经济观察报：你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十年，对于底层社会有切身的了解，这对你后来的经济学研究有什么影响？

　　周其仁：我是1968年从上海到黑龙江上山下乡的。那时黑龙江的国营农场由军队管理，叫生产建设兵团。去了先在农业连队劳动，后来被分到完达山里狩猎八年，到1978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才考到了北京。十年下乡，使我有机会对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有了直接的观察和体验。如果说这对我后来研究经济有什么影响，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脑子里有很多挥之不去的问题。

在完达山狩猎的年月，深山老林里就是我和师父两人，差不多样样自给自足。我们住的茅舍是自己盖的，吃的食物不是从山上打来的，就是小菜园子里种出来的。我的师父可能干了，懂得各种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在野外就是倾盆大雨之下也有本事点出一堆火来，他甚至还能自制洗衣用的“肥皂”和猎枪子弹！可师父的生活实在很穷，每件衣服都是补丁，至于山里人民公社的农民家庭

把货币化纳入宏观分析，意义重大。在真实世界里，没有谁不关心价格水平及其变动，所谓看不见之手分配人间的福利与财富，主要就是经由价格变化来进行的。由此，价格水平究竟受什么影响而变动、究竟由什么决定变动，就不能不成为人们持久关心的话题。

经济学回答这个问题，多家多派共同享有的一个理论基础，应该是“货币数量论”。此论把物价（P）、商品与劳务量（Q）、货币供应量（M）以及货币周转率（V）联为一体，认为在这四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恒定的关系，即MV=PQ，也就是货币量乘以货币周转率永远等于物价乘以商品和劳务的数量。如果货币周转率基本不变，被看作是一个常量，那么，从上述方程推断，价格总水平主要受货币量与商品劳务量的反向影响：给定商品劳务量，货币供应量越多，价格水平就越高；给定货币量，商品劳务量供应得越多，价格水平就越低。

也许并不是每个读者都喜欢把经济关系说得如此公式

原本不在市场里、不受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一旦投入市场，由人们买进卖出，就产生了对货币的需求。讲过了，货币别无他用，无非是交易的帮手。交易规模扩大了，需要更多的货币是容易理解的。我们这辈人有一件事很幸运，就是亲眼目睹了中国经济从很少以货币运转，转变成要很多货币运转的历程。至于今天中国的货币存量对年度产出之比差不多居地球之冠，那是以前想也没想到过的。

1978年我考到北京来念大学的时候，广义货币存量占GDP的比例不过32%。这就是说，那个时代的国民经济里，要货币发挥作用的地方非常少。人口的绝大多数，所谓“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生产出来农产品的大多数，在生产队范围内记个工分就直接分配了，那是完全不需要货币的。“商品粮”部分，看似穿上了一件交易的外衣，实质还是国家统购统销，而政府为了国家工业化，又把统购价压得很低。1斤粮食1毛钱，1000亿斤也不过100亿人民币，哪里要多少货

原本不在市场里、不受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一旦投入市场，由人们买进卖出，就产生了对货币的需求。讲过了，货币别无他用，无非是交易的帮手。交易规模扩大了，需要更多的货币是容易理解的。我们这辈人有一件事很幸运，就是亲眼目睹了中国经济从很少以货币运转，转变成要很多货币运转的历程。至于今天中国的货币存量对年度产出之比差不多居地球之冠，那是以前想也没想到过的。

1978年我考到北京来念大学的时候，广义货币存量占GDP的比例不过32%。这就是说，那个时代的国民经济里，要货币发挥作用的地方非常少。人口的绝大多数，所谓“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生产出来农产品的大多数，在生产队范围内记个工分就直接分配了，那是完全不需要货币的。“商品粮”部分，看似穿上了一件交易的外衣，实质还是国家统购统销，

“成都推进产权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绩，仍然也会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另外成都实验的成功虽然可以从意识上给全国其他地区提出一些思路，但是由于地域差异，不能盲目复制。”最近，成都农地产权改革再次引起各界的关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博客)再赴成都进行调研。在调研期间，周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表示。

“成都的改革不仅涉及土地管理制度和政策的小调整，而且涉及现行国家征地制度的根本变革。”周其仁告诉记者。

成都经验就是给全国趟一条路

《21世纪》：你认为成都产权改革经验是什么？

周其仁：成都经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探索一条改革国家征地制度的现实路径。大概有这么几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在征地制度框架内，主动改变级差土地收益的分配模式，适当扩大政府征地所得对农村和农民的补偿,通过占补平衡和挂钩项目从成都的土地收益中，逐步拿出一个越来越大的数目，返还农村投入土地整治。

讨论货币问题始终要牢记一点，货币别无他用，只能用来购买商品与服务。虽然有报道说，美国什么地方的心理实验证明，人们在点钞票时会感到格外的开心，应该是真的吧。不过我以为货币本身并不是开心的直接原因。人们不过是基于经验，预期钞票总能买到享受，正是数钱的时候联想到了享受，欢愉之情才油然而生的。

上期我们谈到，出口导向加上汇率机制方面的问题，导致国内过量货币追逐不足量商品的情况发生。也提到，那不是一笔小数目，2007-2008年之间由此净剩在国内的货币购买力每年在2.3-2.4万亿人民币之间，占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7%-9%。这个数量呈加速累积之势：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净出口的总量略微超过10万亿人民币，其中7.4万亿是2005年以后创造的。这就是说，现在每年净出口的商品劳务，相当于2005年前25年中国净出口的总量。这带来的可不是小沈阳式的幽默——商品出国去了，巨额货币购买力却留在了国内，买什么好啊？